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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_电视台风云_影评 - 比兔TV

电视台风云

评分:
6.0 还行

原名:Network又名:荧光屏后(台) / 萤光幕后 / 传媒 / 电视风云

分类:剧情 /  美国  1976 

简介:

更新时间:2010-12-12

电视台风云影评:变形记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了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了一场滑稽戏。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题记
《network》是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在1976年推出的一部充满了戏谑口吻的严肃喜剧电影。电影讲述了美国联合广播公司(UBS)《无线新闻》节目的王牌主播霍华德•比尔的一次疯狂性举动——说自己要在电视上自杀,从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霍华德成为第一个因为收视率低而惨遭杀害的主播的故事。电影在这条主线的基础上,加入了UBS富有野心的年轻女制片人戴安娜•克里斯特森制作的新节目以及她和霍华德的老友、前新闻部主管麦克尔•舒马赫之间的感情两条辅助线。通过这样三个活跃在电视节目一线工作者的塑造,影片将电视机前的普罗大众和电视网高层的行政人员及股东串联起来,向观影者揭露了电视制作者的不择手段,幕后财团厚颜无耻的丑态,以及这些对电视产业本身以及电视对国民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一向擅长人物和场面控制的吕美特凭借《network》再次展现了作为一个以镜头进行社会批判的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和过人才华。
本文将尝试从“异化”的角度切入,以分析人物为主,重点探讨各类人群在日益膨胀的资本市场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双面夹攻下呈现出怎样的异化状态。
何为异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而影片描述的是三十年前的西方社会,那是一个信仰缺失、价值坍塌的时代,人们企图到电视当中寻找人生、寻找价值,像电视里一样衣食住行,追求爱情,成家立业,教育抚养孩子,甚至像电视里一样思考,人们做着电视里的任何事情。“6200万美国观众,因为你们当中看书的人不到3%,看报纸的不到15%,你们只关心怎样才能从电视里找到解脱,现在,有整整一代人,根本不知道电视外面是什么。”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已经成为电视的奴役。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先从普罗大众分析起,再转向导致大众成为“单向度的人”的刽子手——电视网高层的行政人员及股东,最后聚焦到影片的主体即电视节目一线工作者,分析他们夹在前两类人中间怎样寻找出路,在这部分会以霍华德、戴安娜、麦克尔为代表归纳出三种“异化”。
一、 “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指的是电视的受众,坐在方形屏幕外为各式节目买单的普罗大众。他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单向度的人”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马尔库塞的哲学名著《单向度的人》,书中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已不再是既执著现世满足又向往精神超迈的双面人,而沦为完全受物质欲望驱动的单面人,而这种单面化的思路恐怕没有比在电视领域更显而易见的了。
在影片里,表现出大众特性的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情节:
1) 每次节目最后看到霍华德发狂到昏厥,现场的观众都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2) 疯了的霍华德冲进直播室对着镜头咆哮,建议电视节前的观众和他一起嚎叫,以宣泄内心的愤怒和压抑。无数观众响应了他的号召,打开窗户向外大声喊:“我已经完全疯了,我再也受不了这样了!”镜头先从一对年轻情侣呐喊开始,切换到一扇又一扇窗户,镜头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呐喊由清晰变成混杂,配合电闪雷鸣的声光效果,产生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
3) 霍华德在节目里一语道破美国联合广播公司高层和阿拉伯人“非法交易”的内幕,他号召美国民众声讨此事,并向白宫发电报施加压力。第二天,白宫竟然真的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几百万份电报。
这三个情节里前两个大众是有显现的镜头,而后一个则是通过间接传达。影片借它们指出,电视作为传递信息的大众媒体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夺走了观众自己动脑的能力。它具有强大的煽动性,观众产生了极强的惰性和依赖心理。更甚者,电视渐渐成为了大众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间接成为了一部分人心目中唯一真实的世界。电视作为一种强势媒体,越来越多的人迷失其中,分不清戏里戏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电视的影响力超出了一般想象,它具有强大的思想引导力,它可以左右言论,甚至可以颠倒是非黑白。
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有根源的。分两步讨论,首先是马尔库塞所强调的——“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大众成为了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更好的生活。
而在如此沉闷的生活环境下,人们需要的是娱乐和信仰,从而来满足自己浅层次和深层次的精神空虚。于是就来到了第二点——放弃思考后的大众需要娱乐化来填充生活,容易被煽动和激动,这是长期受压抑的一种突破口。
值得注意的是,电视这个媒介本身创造了一个新的话语定义。正如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信息”,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就像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引起人注意。
具体地讲,电视这个媒介本身携带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切的注意力”的偏向使得在电视这个世界里,正如霍华德每天突发奇想发的牢骚一样,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它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将这样的环境定义为“躲躲猫的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大众在电视里获得的即使是所谓的信仰也只有可能是披着信仰外衣的娱乐,而一切公众话语也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然后,这样的一种空洞的娱乐泛滥的文化精神只会反过来再促进单向度社会的形成。
我们的大众就是在这样的循环里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他们携带的特征,既是媒体幕后财团所希冀的,又直接影响到电视从业人员的行为。这将在随后具体分析。
二、 资本“把关人”
资本“把关人”在这里指的是电视网高层的行政人员及股东,是电视节目的大方向决定者和最后的审核者。虽然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电视制作,但却事实上影响、决定着电视制作的方向和水准。在这部电影里指的是UBS主席弗兰克及其幕后的总裁杰森。
先谈谈弗兰克,这是个野心家,也是个胆小鬼。作为购买了UBS的美国通讯公司新任命的UBS主席,他出现的第一场戏,一心想做的并不是解除电视网面临的霍华德自杀直播的危机,而是积极打击和排除原UBS的实权人物,扫清他权力道路上的障碍,麦克尔就是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他掌握了UBS实权后,他也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新闻正义,事实上他根本不懂新闻,每当电视网出现危机,他只会咆哮,他关心的仅仅是收视率和公司利润,在第一次高层的早餐例会上,他还曾直言不讳地说:电视就是一场杂耍,电视就是马戏团!
最后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弗兰克对电视最精辟的总结,如果说我们上文讲到电视这个媒介本身的偏向,那么在这里电视就仅仅只是手段而已。对于弗兰克来说,UBS和其他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企业并无差异。作为一个媒体人,他的“把关人”角色已完全异化为单纯的“资本把关”,而这样一种将节目“物化”的行为,其实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他只是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提出的“消费社会”里无差别的一员。
于是杰森要出场了。电影里将杰森的形象处理定位为“非人化”,仿佛上帝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在会议室面见霍华德的一幕,导演通过光影效果的处理,无论是窗帘的拉上抑或是台灯的设置,都将整个场景的焦点聚集到杰森的脸——脸是暗的,声音却是立体的,穿透人心。而最赤裸裸展示这个幕后总裁的还是他对霍华德说的那一段经典的话语,如传上帝的福音或者撒旦的惑言般改变了霍华德的一生。
“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苏联人,没有阿拉伯人,没有第三世界,没有西方世界,只有由各个系统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一个巨大的、无限的、交织的、相互影响的、多种变形的、多个国家的美元的天下。石油美元、电镀美元、多种美元、马克、日元、卢布、英镑还有锡克尔。这个国际的货币系统决定着这个星球的全部生活。这才是今天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杰森已经不仅仅如弗兰克一样“资本化”了,他俨然就是资本的化身。作为一个在社会体系里拥有巨大权力的个人,杰森给整个UBS,甚至通过霍华德、借用电视媒体向广大受众,也即是“单向度的人”布下了一张无形却让人无法挣脱的资本之网。
而这样的一张网反映的是资本流转下整个人类的异化——人类悠闲而傲慢的躺在自以为是的物质温床上,做着“自由”的美梦,还不自知不清醒,不知道自己已经戴上了金钱的镣铐,套上了商品的枷锁。而这个世界正以貌似自由代替不自由,以购买和享用的“快感”来麻痹人们思考的神经,以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来刺激人们加快堕落为奴的脚步。
在这部分呈现的是非媒介一线人员的异化,这种异化和资本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资本“把关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既是造成“单向度的人”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被整个消费社会推着往前走。看似权力很大,其实自由度和“单向度的人”相差无几,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三、 “先知式”的精神病患者
现在聚焦到影片的主体即电视节目一线工作者,他们夹在受众和资本把关人之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本文将分三个部分来分析这类人群的三种“异化”。
首先是一个“先知式”的精神病患者,比尔•霍华德。作为UBS昔日的王牌新闻主播,妻子的去世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而偏偏在这时公司做出了将他扫地出门的无情决定,这无疑加重了他的沮丧和愤怒,于是他在电视直播里宣称要自杀,并因此引发了随后的连锁反应。其实最初霍华德的异常行动,更多的是一个职业新闻主播对公司的怨恨,带有报复的成分,可是随后的事态发展,却把他一直引向了地狱,也把他的怪诞的行为无限放大。从收视率下滑到面临被解雇的困境再到节目热门,他本人成为一个电视神话,他的精神世界经历了剧烈动荡,他出现幻觉,开始歇斯底里和不断晕厥,他对着镜头胡言乱语,可是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越是失去理智这个节目就越是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收视率就越高。最后UBS公司总裁杰森成了霍华德的“上帝”,成了他精神再度亢奋的催化剂,他彻底疯了,成了一个电视机前的小丑。
有人总结说,吕美特镜头下的霍华德经历了人格与信仰的三重的蜕变:
“第一重蜕变,他由刚正不阿、值得信赖的电视新闻主播,蜕变为将职业道德扔到阴沟里的疯癫主持人;第二重蜕变,他由疯癫的主持人,蜕变为煽动大众情绪、揭穿现代媒体谎言的精神教主;第三重蜕变,他由维护旧价值观的精神教主,蜕变为为资本家鼓与呼的跳梁小丑。”
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层层的递进关系。亲人去世带来的伤心、大众那边收视率下降、高层给予的开除负担,在这样三重压力下,霍华德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令谁都意想不到的是那样一个失去理性的举动却迎合了大众与高层的需求。而这,恰恰是最荒谬的存在。霍华德疯了,是最重要的事实。他是一个被电视收视率逼疯了的人,一个严重分裂的人,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就是他的“异化”,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圈容忍并且纵容这样的异化,这才是本质所在。
无论这是一个喜剧,一场闹剧,抑或是一个悲剧,霍华德已成为了收视率的工具,这和他究竟是维护旧价值观的精神教主,还是为资本家鼓与呼的跳梁小丑都没太大关系了。这些角色定位只是出于收视率的考虑,只是满足受众和高层的需求,而霍华德这样一个“先知式”的精神病患者,无非只是基础原料陶土罢了,至于杯子的形状图案颜色什么的,任由他人填充。
四、 无个性机器人
戴安娜应该是这部影片里异化得最彻底的一个,她是伴随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正如影片最后尚有良知的新闻部主任麦克尔离开她的时候说的一样:“戴安娜,你是电视的化身,对苦难毫不关心,对喜乐毫无感觉。生命的一切都被简约成老掉牙的垃圾。战争、谋杀、死亡对你而言都一样,只不过是一瓶一瓶的啤酒。每天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场不道德的喜剧。”简而言之,戴安娜就是资本运转与技术发展下的一个无个性机器人。
影片主要是从四个情节设置来表现这样的一台“机器”:
1) 戴安娜当发现霍华德的疯言疯语能够提高收视率时,立刻抓住这机会令UBS的新闻节目翻身,她有意识地将大众娱乐引入新闻节目制作。
2) 戴安娜怂恿高层利用“非常规手段”增加收视率,一手策划并实施了电视和恐怖主义的联合。
3) 戴安娜拥有的是只有数字的工作,过的是只有工作的生活。连对麦克尔的感情处理也无不充斥着数字和工作。
4) 戴安娜安排在节目上枪毙霍华德。
霍华德的疯癫是种异化结果,而可怕的是决定以这种疯癫为卖点的想法。有人评价说“戴安娜是典型的媒体激进分子加投机分子”,她具有一定的新闻嗅觉,比如上面提到的第一点——看到霍华德第二次在直播现场“发疯”时戴安娜兴奋的样子,不是因为她受了演说的鼓动,而是她知道这段演说足以让这个节目火爆一时,这就意味着收视率,这就意味着广告商的青睐。霍华德是入戏的,而戴安娜则是出戏,她并不在乎演说的内容是什么,只在乎演说是否会拉来赞助,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电视谎言论”。
如果说从这一点展现的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敏锐,虽然有点不择手段,那么在上面的第二点中,戴安娜和恐怖主义分子合作拍摄暴力电视节目,则暴露了她的新闻价值观并非真正的倡导新闻自由和新闻正义,而恰恰是将新闻引向投机之路,并且走向了极端。
第三点是一种扩展和深度的挖掘,既是对戴安娜上述两种在电视节目领域的表现总结出原因,也是表明她生活的常态本身就是异化的产物。也正因为有了这前面三点的细致铺垫,她最后做出谋杀的决定,才自然而然而不会显得突兀和不可思议。
总的来说,戴安娜是麦克尔,霍华德的接班人,是新一代的新闻人。或许她是一个很可恨的角色,代表着整整一代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人,她没有感觉,不知冷暖。她告诉麦克尔说“我除了我的工作,什么都不会。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就是30%的收视率和20%的开机率 ”。电视是她唯一的真实。她是电视的化身,对痛苦漠不关心,代表收视率的那串数字是唯一能令她的神经有知觉的东西。她已经麻木到可以轻而易举的决定暗杀霍华德,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内疚。战争,谋杀,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几瓶啤酒一样。她对快乐感觉迟钝,体会不到麦克尔对她的爱,更是不懂怎样留住爱她的人。这样的一代人,不屑于他们的前辈所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因为他们更知道什么样的节目能赢来高的收入,什么题材能吊住观众的胃口。他们更乐忠于炮制新闻,亲自策划导演各种事件。
这就是戴安娜这个角色背后所折射的一代人的“异化”——已经被现代化吞噬了个性,成为了一台高度异化的机器,脑中没有了血性和感情,只有密密麻麻的公式在计算——今天的成本和明天的利润。他们成为了赫胥黎在《美丽的新世界》中描绘的人:“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
五、 边缘人
最后分析的是麦克尔,作为UBS的前新闻部主管,他既是这场异化浪潮里的幸存者,也是被社会抛弃的时代落后者,所以他更像是一个“边缘人”,在影片里的存在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人的异化以及环境的更改。
首先,麦克尔是传统新闻道德的化身,他经验丰富,富有正义感和怜悯之心。在霍华德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劝慰其并陪伴左右,他对工作的态度冷静、客观,对官僚和缺乏主见的上司也会一针见血,虽然为此丢了工作。当他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由在现实前屡屡碰壁后,他无能为力只好卷铺盖走人。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每个凡人一般,他也并非是个一尘不染的君子,这在影片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霍华德说要在电视上自杀的时候,他也说:“我们可以就势做一个专门报道凶杀、灾难和战争的节目,就叫《一周恐怖要闻》,收视率一定大涨。”二是当他意识到前途无望、心灰意懒的时候,戴安娜的简单挑逗便令他越轨,然后当失去工作,失去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后,他更是不惜放弃相濡以沫的妻子,选择了和戴安娜在一起。
第一点虽然可能只是一句玩笑话,但麦克尔后来也曾一度和戴安娜联手,切实地去实施,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时间》这样一个栏目。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抗衡了现实。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麦克尔选择戴安娜,他选择的并非一个女人,而是一个代表上升势力的新闻人,他爱上的并非一个不懂做爱的女人,而是这个女人身上浓郁的电视人的味道。他努力地想适应戴安娜,其实是希望能适应新一代人们的生活。
当然,最终以失败告终。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麦克尔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和自己截然不同,注定要分道扬镳的女人,所以即使有爱意也还是离开了。
所以,导演吕美特没有让麦克尔在片中充当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尺,而是同样赋予了他以复杂的人物性格。他是一个矛盾着的人,本身具有传统的观念,却也想方设法要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正如他一面怀着对家庭的愧疚,又一面爱着戴安娜。这种内心的纠结让他与时代格格不入,最终异化,又无奈地消逝在众人的视野中,沦为社会的边缘人。

单向度的人、资本把关人、先知式的精神病患者、无个性机器人和边缘人,这是本文从影片《network》中总结的五类在资本与技术的发生异化人群。他们生活的世界,如同一张网,圈住了每一个人。回想一下,影片从由四个电视屏幕组成的电视墙开始,逐渐推向右下角的主播,开始讲述第一个因为收视率底而遭到暗杀的主播的案例。影片结束的时候依然定格在四个电视屏幕组成的电视墙上,从霍华德遭到枪击的现场逐渐转到海浪拍石的镜头和由两个小孩主演的广告。
四台电视机组成的电视墙,就是影片选择的载体——一张谁也无法挣脱的网。电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质也是人们以为生活世界的“真实面目”。我们看到,这张网里,有霍华德的死,有儿童产品的广告,有旅游风景,也有战争新闻。生活被解构成一个个虚幻的符号,在这样一个躲猫猫的世界里,一个霍华德走了,新的一个又会来,被捧红,而后衰落被废弃。但电视将一如既往的播出,不管是谁来播,甚至不管播什么。正如圣经里说的“一代来了一代又去了,太阳照常升起”,而这,才是影片最终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最后,引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部影片拍摄于七十年代,确实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至今我们仍被资本和技术这张网圈着。在对媒介环境学有所了解后看这样的电影,尤能体会那警示意味后面的人文关怀。顶着媒介决定论者的帽子,其实强调的只是世人忽略的偏向而已,不是一种判断而是一种源于内心对乌托邦的希冀。诚愿我们都能在资本与技术的入侵面前多一份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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