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

对精神与性灵、灵魂的关注，是欧洲中世纪时的特点；那时，宗教占据着人的心灵，人们相信，这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死后能进入天国；无数的农奴，一辈子都给大贵族、大地主种地为生；而上至王侯，下至农奴，都只能从一类人——教士的口中获得此种生存方式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因为君权神授，因为一切都是天命，对于此生的苦难，应该坚韧、勤勉、缄默、服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神的欢喜，我们的灵魂才不至于堕入地狱。无知者是幸福的；他们在这样的精神中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直到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

科学家，或者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天文学家，对于教会的说辞本就怀有反抗；当他们提出以科学照亮蒙昧，破除教会给人们心灵和理智蒙上的黑暗时，他们是真诚地相信，在一个以科学、真理作为基石的社会里，人们会比在这愚昧的信仰中更加幸福，幸福不应等到来世，人们应该在现实中努力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并且科学能使人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启蒙所带来的反面的效应。

科学、理性的理想，引领着18-20世纪的无数改革、革命、流血、暴动，直到今天的西方世界，光照派的目标基本都已实现：以理性的基石创立的新的国家，成为富足的、强大的美国，宗教的蒙昧地对地狱的恐惧、对灵魂的忧虑已经不在现代人的思维中徘徊；现代人的精神是丰富的：每个现代人每天用手机所接触到的信息，比古人一年接收到的信息还多。然而我们在挣脱掉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灵魂不灭、灵魂得救的一整套叙事话语的同时，也丢掉了对来世的敬畏、对未知的追求、对是否存在一种终极真理的思考，没人再去探究这个问题，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是问题。神灵已经隐去，只剩人，独自面对大地上的广阔无边的物质异常丰盛的荒原。

我们无法达到星辰，于是我们就把星辰拉到地上；我们无法触及天堂，我们就否认它的存在；我们失去了目标和存在的终极意义，于是我们就否认这个目标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终于，一切都按照人类的愿望改造了，生活变得舒适、轻松，我们有无数的物质工具，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还有科技的手段，使我们能随时联系到我们想联系的人，距离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占据着现代科技创造的物质文明，沾沾自喜，自认为永远不会再置身于贫穷与匮乏；可是是否有人想到：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是否就能听到彼此的心声？拉近的距离，只不过是增多了对话中花哨的修辞盛宴：我们听，但是我们听不见，我们看，但是看不见。还有人，看到这种比宗教蒙昧更加危险的自我欺骗，感到无限地忧心：人不可能永远活在利用物质进行自我欺骗中，正如人不能永远活在盲目地信仰中。

这个人于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发动了一场假冒的战争：久已经销声匿迹的光照派死灰复燃，声言要对教会发起残酷的报复：人们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戏剧的高潮是教皇内侍把那颗炸弹用直升机带到高空；使其爆炸，异样的光明穿透了夜空，乌云翻卷中，他像救世主一般从天而降；如同宗教诲喻剧一般，只不过幕布和舞台搬到了天空中。

这个人的狂热的剧本终于被揭穿；于是他死了；世界恢复了现有的秩序与和平；新一任教皇被选出，继续主导着现世的教会。人们是否就此安心？当人的灵魂空虚、背弃自己的原则、在深夜感到内心痛苦时，是不是找其他的物质来安慰自己，或者向那现世的教会倾诉忏悔，就能减轻自己的痛苦？如果不安慰那失去孩子的母亲，告诉她在另一个世界，她的孩子活得很好，我们还能对她说什么？如果不告诉那因为治不起病而在农村等死的老人，在来世他能过得更好，我们还能对他们说什么？如果不告诉那些抗住生活的艰辛，为了自己的亲人、子女默默付出、放弃了自身的追求的人，他们的善行将会得到好报，我们还能说什么？你们的一切牺牲、一切痛苦、一切被夺走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以什么样的理念、主义组织起的社会，都无法避免个人的不幸。死去的教皇内侍所要求的，只是在这欣欣向荣的理性社会中，给那些不幸者，留下一寸的来世的希望，给逍遥得意者，一声微弱地警醒：即使那是虚幻的，不要让人类，独自面对现世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