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二世

巴斯特·基顿是与卓别林齐名的美国默片喜剧的代表人物。
这是从网上好多评论中看到的观点。
那么不朝圣一下就说不过去。
于是选了两部评分最高的《福尔摩斯二世》和《将军号》。
这两部电影都快一百岁了，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经典。
经典其一是好笑：与卓别林一样，基顿的作品是动作喜剧，是默片，逗乐观众的唯一手段只是画面，只靠视觉传达，顶多再加上一点背景音乐，现在的喜剧电影，可利用的手段那么多，更多的却要靠台词讲段子抖包袱，与百年前真不能同日而语，较之而言先驱们是多么难得；
经典之二是技术的运用：《福尔摩斯二世》里你能够看到精湛的剪辑技术，如魔术般光怪陆离的画面穿插衔接技术；《将军号》令人叹为观止的火车追逐大场面，使你不得不感慨电影诞生短短的二三十年后，人类在工业1.0时代锻炼出的聪明才智已经在电影制作中大展宏图了。
开天辟地的大手笔，注定后人只有模仿的份儿。
喜欢成龙大哥的朋友，这回该知道了大哥的电影就一直是在致敬巴斯特·基顿，那些笑料，那些动作，那些巧合，那些冒险，整体上其风格特征与这位老前辈的黑白作品如出一辙。
再回到开始的话题，拿基顿与卓别林进行比较，两位大师之间的区别也是有的，而且也很明显，有评论总结：
“卓别林的电影更像是卓别林的个人秀，用自己的各种肢体语言还有表情在制造笑点；而基顿则是在场面调度上，将所有能构成笑点的道具全都展示在银幕里，以道具的摆放运用来制造笑点，基顿的电影更像是电影，而卓别林的电影偏戏剧”（链接再此：https://www.douban.com/people/76707720/status/2147158516/?_i=44547821f05718f）。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但关于道具的表述范围有些窄，应该是电影场景中的一切元素，甚至包括各种角色的参与。两部片子看下来，你能感觉到基顿不只依赖于事先设计的场景和道具，他可以根据影片的拍摄内容和环境就地取材，临场发挥，无需过多的提前安排，却让我们看到了大量灵光乍现的镜头、场景和桥段。
看卓别林我们会记住他的眼神和表情，喜怒哀乐各形于色；看基顿我们也会记住他的眼神和表情—却是空洞的眼神和凝固的表情，那是专属于他自己的面孔，他被人称之为“冷面笑匠”，这副面孔静止不变，是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瞬息万变的各种场景中保持不变的唯一元素，特征明显，见一次我们就不会遗忘，这张脸的存在与大多数默片依靠夸张的表演吸引观众的主流格格不入，却变成了能铸就经典的名片。喜剧最爱追求反差，或许正是这张静止的脸，加深了观众对影片中那些动态元素的理解和感受，体会到了更强烈的反差，感触犹深。
往小了说也可能是基顿本人并不擅长表情的传达和演绎，藏拙的小伎俩却逐渐也受到追捧，观众爱屋及乌，谁知道呢？
爱屋及乌的观众喜爱他的另一个说辞是他的电影比卓别林的更纯粹，更立足于电影的艺术特质，更具备电影气质，搞笑也更纯粹，其角色在银幕中忙忙活活上下翻飞有惊无险可以带来更多的轻松快乐，而卓别林的电影却要演绎主题表达思想有些沉重。
我则更倾向于卓别林，电影毕竟不是纯娱乐手段，主流的影片一定会有教化功能传递价值观，喜剧不能只逗人发笑，一笑了之的喜剧也一定不是好喜剧，关心世界关注社会批判现实永远不会错，更何况在上世纪前几十年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卓别林大师几部影片的意义需要当今的我们设身处地的理解。
基顿的《将军号》据说改编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美国南北战争中一名南方的火车司机深入虎穴从北方军队手中开回了一辆蒸汽机车。
让我讶异的是：南北战争明明北方赢了，六十年后的美国影片依然敢于把北方军队塑造成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