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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发轫，兼容并包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它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在这场蹂躏中几乎一扫而光。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不过风光难续，从诞生之日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未及喘息，连年战祸纷至沓来，京师大学堂真正得到重新起步，就到了新政之后的事情了，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被更名为北京大学。

1916年，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实际上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他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在归国途中。

蔡元培当时给国内汪精卫写过一封信，说他在国外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不如在国内切实嘛。他说：“我的兴趣就在大学，大学能够培养出这种精英的人才，这批精英的人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如果中国有一批尖端、高端人才，中国就有希望。”

担负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职，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蔡元培时代不断被人怀念，因为群星璀璨的教授团，像辜鸿铭、刘半农、马叙伦、陈独秀、梁漱溟，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过大学精深的精髓。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抵达北京城，《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北京城新政新事，新总统黎元洪亲自给蔡元培颁发了北大校长委任状，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他想过失败，可就算失败，也算是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他的继任者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道“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来到北大后，蔡元培就想：我要吸引一批人才，他们跟我的想法一样，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我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八次请辞，蔡元培频繁辞职，学界有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蔡元培以退为进，用其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和人格魅力，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随着蔡元培邀请的教授们陆续进校，北大星空璀璨，不到一年，蔡元培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花结果。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蒋梦麟说，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一时在北大成为一种风气，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一年的发展《新青年》发行量由原来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也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极度活跃，虽然并行发展的还有象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社，不过蔡元培还是戴着新文化运动的教父桂冠被后人熟知。

后桐城派古文学家林纾（字琴南）突然在《公言报》上发表至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他覆孔孟，铲伦常，锋芒直指以北大为阵地热烈开展的白话文运动，林纾曾是蔡元培京师大学堂的同事，他看到蔡元培上台后作了种种的改革举动，对此他颇有意见，他认为蔡元培所作的种种是在颠覆传统的孔教伦理，但蔡元培对此嗤之以鼻，蔡元培认为学术探讨的对象，哪怕它就是民间的歌谣，民间的传说，这都是研究的对象，蔡元培并不反对孔孟。

一位北大学子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未名湖畔，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暗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风神依旧。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位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摆在蔡元培面前，蔡元培几乎以完美形象矗立潮头，他后来的举动显然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许多年之后，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