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在盘里存了三四年，一直想抽个时间完整地看一遍；但3:30的片长使得这个机会实在难找，即便有，自己也懒得花这么多时间。于是，好容易地遇上了一个有时间自己又想打开看的机会，一上午刷完，说两句。
关注起这部片子，一是因为奥利佛斯通（以下简称斯通），二是因为最近翻译工作涉及马其顿、尤其希腊化时期的历史较多，三是亚历山大形象一直以来对我的吸引。奥利佛斯通是个美国导演，但其操作却似乎并不那么的“美国”。2015-2017年，斯通四次跑去俄罗斯采访普京，回国后剪了四集纪录片《普京访谈录（The Putin Interview）》（2017）；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这部片子的最后，普京半开玩笑地说，你做这题材的片子，回国以后要遭人搞了；普京的玩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斯通导演看似该是个文艺中年[1]，却向来喜欢往政治上搞事，由此向来被美国人怀疑亲俄且亲中。在《普京访谈录》前，电影《斯诺登》（2016）就是斯通大导的杰作。近年来，又有传言（也可能是他自己说的）说斯通下一部纪录片的选题要往国朝历史上整，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而看一看《普京访谈录》中展示的普京形象如何突破了大众审美中的那种刻板，我们除了约略可以预料下一部片子会如何塑造出我们的共和国史以外，也可以拿来审视《亚历山大大帝》和斯通的亚历山大大帝。
关于《普京访谈录》的形式，我在观看的时候一直想到另一次访谈节目：就是某场著名的华莱士访谈。豆瓣的头条评论也印证了我的直觉：“美国的那个奥利弗斯通，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生”。不过，华莱士的问题是“In my opinion you are a dictator”，斯通则没有这样尖锐地提问，至少没有表露出自己拥有这样或者类似的意见或说执念。斯通当然问了这样的问题，但他给了对方伸展的空间，普京能够以“斯大林是他时代的产物”作答，而不必纠缠于评价华莱士式关于“你”和“dictatorship”之间是或不是的意见；与华莱士最为相似的问题来自第四集，实际上全片节奏逐集上升，从第一集唠家常（英文听力毫无问题）到中间讨论各种具体的政治话题再到最后一集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在沙皇的宝座前，斯通不无顾虑地问普京“有人说，你就是新的沙皇（There is, uh,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new Tzar）”普京答“权力的大小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来源是否正当”。提问的方式和报道出来的内容，必然会使得很多美媒咬定了斯通是个亲俄分子；然而反观华莱士是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亲中分子的？无非靠的是那般意见或执念，问的问题迎合了美媒对长者标签化的偏见罢了。
适度同不及相比是过度，同过度相比又是不及。在感情上和实践上都是如此。”（Arist. Ni. Eth.,1108b19）
于是便不难理解，斯通为何由此被认定是个亲俄分子了：不够反俄。于是，我们也由此可以洞见斯通的视野——亲不亲俄按下不表，至少并不反俄，进而，至少并不是迎合美国主流偏见的；并且，因其拒绝迎合主流偏见，便不难推知斯通反对按着主流来预设自己的偏见。其实，决定访谈普京，就已经表明是认为有话可谈了。反过来看《亚历山大大帝》，就更可以推测为什么斯通要谈普京：斯通塑造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而斯通眼中的统治者，无一不是耐人寻味、有着许多面相和故事可以挖掘的。而这，大概恰恰是历代民主在其宣传中潜移默化地否认的一点：民主制度能够在历史上取得成功，本身就依赖于其特有的某种宣传特长或煽动性。民主政制在古希腊的初生之时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今依然那样为自己辩护；伯里克利曾说：
我们（雅典人）与众不同地认为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不关心政治的，而是无用的。我们自己决定，并且提出健全的公共政策。我们相信言辞不会伤害行动，但不能把言辞当成作出行动之前的指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优于其他人。（Thuc. II.40，魏朝勇译，《自然与神圣》p.218）
其实，就这一种价值而言，在本文的主角——《亚历山大大帝》中，亚历山大正是遵从它的典范。在Gaugamela的战场上，面对人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波斯军队，帕曼纽甚至说唯一有机会获胜的办法就是夜里偷袭。但亚历山大偏不买这个账，不像口头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在意名誉，而必然是因为有获胜的底气；[2] 这种底气便是波斯军的软肋——听命于王。亚历山大断定，只要大流士被杀或跑了，庞大的波斯军队将立刻作鸟兽散。而马其顿，或说希腊的模式则不同：希腊战士没有人是奴隶，每个人都作为公民走上战场，并习惯于此；并且，征服波斯并为此作战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即便亚历山大被杀，马其顿军在众将领的率领下依旧可以继续杀敌和回返。[3] 这段我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没有找到原文，有可能是斯通演绎出来的，也有可能是阿里安或别的作家写的。不过电影中的原文就是“free man（自由人）”。
然而，这个“free man”竟是在君主制下的，这显然符合不了当今美国人的政治审美。或许他们仅仅会辩称，这里不一样，因为这里是历史、这里是亚历山大；然而何以亚历山大就能跳出君主制下有“自由人”的这一番“吊诡”？何以历史就不能成为如今那套宣传说辞的检验标准？我想，这倒有可能是导演埋在片中，期待观众去发掘的问题。
《亚历山大大帝》的开头便是亚历山大之死，这段镜头在全片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出现了两次，内容大体相同。所不同者，片头的一次出现了哭号的镜头，亚历山大面对质询者继承人是谁的追问，没有给出任何回答便撒手而去；而片尾的一次中哭号的镜头被删去，关于谁能继承帝国，他回答“强者”。话说完，亚历山大把手上赫菲斯提安给的权戒上捧，想还给居鲁士（没仔细查证旗帜上所画是谁，但很可能就是居鲁士大帝），戒指却随着亚历山大之死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预示了继业者之战的到来。历史潮流正是如此，该来的谁也挡不住；七年前命运之线离开了居鲁士的家系，来到了亚历山大身上；现在又随着亚历山大的戒指碎成许多涓涓细流，相互平行、搅扰和纠缠，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串联起了马其顿的将领们，埃及、东方、马其顿和拜占庭的王国。
影片的主体部分使用了一种平行结构，把亚历山大东征后的征战经历和东征前的成长经历并置展现给观众；有趣的是，这可能也是本片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很多人认为产生了一种时间错乱的效果。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安排确实给了一些不熟悉历史的观众理解上的困难。就像亚历山大本人的事业那样，曲高和寡。的确，片面看待一个人成年以后的功绩或失败同样将摆脱不了标签化的可悲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理解了外与内，才可能以一种灰色的视野把握这个人的真实形象；而洞察其内在的最好方式之一，便是洞察其童年；事实也正是，倘若我们对亚历山大的童年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是知晓其“接受过贵族的教育，享受过优越的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理解他在之后无数次的发疯、对其母亲Olympias和父亲Philips的被杀如何那么地耿耿于怀。片中塑造的人物普遍拥有着这种灰色的形象：大流士三世登场时看似不可一世，影片却悄悄给了一个反常的镜头；腓力花天酒地，却在洞窟中道出了国王必须这样做的无奈。或许，确如亚历山大在Gaugamela所言，“世上哪一个君王不是虚无？”人们在斗争中虚无、又在虚无中斗争，历代君王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直面这道刃脊的悲剧。万般冲突无有诉诸，只好诉诸于神。的确，超越家庭关系的人类社会从起初就不“自然”，既是如此，帝国与社会便时刻面临着崩回某种自然状态的危机；而宗教则是捆缚起一切的绳索，在这绳索之下，正如腓力二世在洞中（地下、深处）教诲小亚历山大的那样，是无尽的提坦深渊，弑父娶母、杀妻毒子种种禽兽行径无一不包，是彻底无序的“自然人”；而人要试图脱离提坦状态，便必须要求有绳索的存在，否则便不可能为这种努力寻获正当性。不然，人为何要告别“自然人”状态呢？人又将如何安全地向所有人宣称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呢？在神所护佑的社会中，君王确实位极人臣，高到了绳索捆缚物的边界上、那里已是提坦世界的前沿。
倘若没看过希腊悲剧，可能很难跟上腓力和小亚历山大在洞中的桥段。这种辉煌与悲情之间、英雄与惨剧之间的张力，向来是希腊人歌颂的主题，或许也是全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之一。而小亚历山大在离开洞穴前不假思索的选择，在旁人看来更难理解，甚至在我看来，这才是亚历山大一生中最mysterious的决定（原片中说是迎娶Roxena一事）。影片把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或许不成功地塑造成了一个单纯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的老头形象，举止间甚至颇为保守，短暂的登场和台词中实在展现不出什么智慧。但尽管如此，多数人（至少许多中国人）大概都能够很容易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节制野心的劝说或警告，却很难（至少对我如此）能理解亚历山大为什么不假思索地要去做俄狄浦斯那样的人。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亚历山大一生中最大最值得探索的谜团。
《亚历山大大帝》全片的高潮在影片开始一小时处，彼时巴比伦城向亚历山大投降，军队进城。胜利和财富消解了将军们之间所有的猜忌，即便是最怀疑亚历山大能力的帕曼纽，也主动向他表达了和解。不过，美好的镜头很快便随着对大流士的追击而逝去；托勒密的旁白点出了接下来的故事：“巴比伦是个太容易征服……却难以离开的荡妇。”从离开巴比伦以后，虽然马其顿帝国还在不断扩张，但亚历山大的处境、其政治和精神状况就在逐渐下降了。事实上，亚历山大东征的旗号本就是声讨波斯，而随着Gaugamela的胜利、巴比伦的占领，他的东征也变得令人越发难以理解；直到大流士战死、在Bactria追缴到了最后一位波斯将领的首级，亚历山大的东征在旁人观之变得充分不可理解起来。而电影中托勒密认为的那个最mysterious的行动，便也是这时候出现的。失去了共同目标的指引，亚历山大要找到世界的尽头；而这样做唯一现实的好处是：可以坐船回埃及。
亚历山大的爱情或性爱问题到Bactria这里引发了一场冲突。这问题既敏感，也是本片为人评论最多的点之一。那些自称的同性恋、双性恋者往往喜欢拿些简陋的框架嵌套一番，说亚历山大是个同性恋或双性恋。这其实仅仅是他们有意识无意识的一种自我宣传，本质相当无味可笑。影片早就交代了马其顿和希腊人的这种传统（参电影中腓力二世是被谁杀的就知道），也正因如此，马其顿将士如此欢乐地接受了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昂、亚历山大和巴高斯之间的暧昧关系；而面对这些男宠们，Bacteria和印度的国王们却是一脸的惊异和恐惧。希罗多德曾在笔下比较过印度人和希腊人的礼法（nomos），他说印度人对死后火葬亲人殊为不解，希腊人则对死后吃掉亲人万难接受。[4] 所以亚历山大在同性或异性爱情之间游移所引发的情感冲突，还原到其本质是礼法和灵魂的冲突，而不是虚构出的什么标签。至于他本人的选择范畴，在他处理Roxana的一场床戏中就展露出来了：像本片中多次暗示的那样，亚历山大喜欢的是狮子一样的人，而他之所以迟迟不婚，主要是因为女人中很少有满足这一点的，尤其是马其顿的女人。到此，亚历山大东征不回、甚至还在东方娶老婆想把家安在东边，说明他确实是不愿意再回到马其顿的，他究竟在怕谁？我想，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Olympias。
我相信，从来没有过哪个人像Olympias那般，带给亚历山大如此多的困扰。毕竟，这个女人太过强势，身上也隐藏了太多的秘密。普鲁塔克记载说，赫菲斯提昂分享了亚历山大的所有秘密，有一次亚历山大请他共同拆了一封Olympias寄来的信，看完之后，亚历山大摘下手上的戒指封住了他的嘴（Plut. Alexander, ?）。这一细节涉及三个人，因而相当耐人寻味。这封信究竟写了什么，何以让亚历山大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要提防一番？
总之，如何评价和解读Olympias，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语言。不过如今所谓“原生家庭”理论甚嚣尘上，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这套解释，我想暂且按下不表；但是按照一些案例的描写和叙述，我想这些叙事却是与亚历山大的行动非常吻合的。Olympias是一位相当强势的母亲，要能力有能力、要愿望有愿望，所唯一没有者，身为女性没有官方承认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是故便把自己未竟的愿望加之于儿子亚历山大头上。她对亚历山大施加的影响造成了亚历山大一生最大的心结之一，只因她的个人意愿与作为母亲对亚历山大的爱紧紧捆绑一起、难舍难分，任谁都很难辨得清楚，偏偏又出了腓力遇刺这一出事件，亚历山大本就迷惑于此，现在连自己父亲的命都搭了进去，原本仅仅是生活中平常不过的困扰突然变成了事关复仇、to be or not to be的至关重要的一案，亚历山大不得不面临裁断，否则就无法交代自己父亲的死。但这案件又无从裁断，怎么办？或许细心者看Gaugamela阵前一席演说便明白：大流士要为腓力之死负责。
然而亚历山大他们其实并不确定是大流士雇凶刺杀了腓力。因为当来到影片结尾，年迈的托勒密回忆说，并没有证据证明Olympias策划了谋杀腓力（“在我看来，只是可能；在他，却是负担”），猜忌意味着案件裁断实际上的悬而未决，同时也意味着猜忌的内容无法被公之于众。以上加起来，便构成了亚历山大心中的负担（burden）。既然弑父的罪责、爱与利用在马其顿纠缠不清，那不如就让此案在波斯得到审判；在亚历山大心中狄刻女神的天平上，一端隐秘地放置着Olympias、另一端则放着整个波斯帝国；Olympias只是虚幻的魅影，于是波斯帝国毫无悬念地沉了下去、成了罪犯：大流士成为了报复的对象，亚历山大由此也远离故土，远离了种种纠缠不休的困难决断与暧昧情感。我相信，在远征的队伍踏上前往波斯的路途时，亚历山大一定会感到，一切迷雾笼罩着的事实突然变得如此分明——波斯在前，希腊在后；杀父的仇敌在前，非仇敌在后；未来在前，过往则被甩在了身后。也由此，走在了这条向前的道路上，他便也没有理由再回头。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用红毯盖住了他，或许是出于凯撒对庞培的那种情感，但或许也少不了某种补偿的心态。
以上是从一个很小的、亚历山大个人角度尝试进行的阐释；但影片本身并不仅仅传达了这样一种叙事，而是提供了一种伟大与平凡、胜利与悲剧之间的张力，正如前面所说、几乎所有希腊肃剧都传递出的那种直面真实的勇气。[5] 因而，我们无法仅仅说亚历山大的一生是典范或悲剧，因为二者往往相伴而生。不过无论值得效仿与否，亚历山大、以及大流士，都曾是如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般伟大的人。
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互相警惕着对方的能力
但他们会成长为优秀的父亲和丈夫，
我相信他们仅仅会处理这些琐事，
但他们再也不会看到……
……伟大的高加米拉骑兵……
……或者是兴都库什的山脉……
……那个我们集结了十万骑兵遍布印度的时代。
正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