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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个大甲虫最后死在家中。不过,人类的异化没有停止,甚至在不断有着新花样。1983年,伍迪·艾伦拍摄了一部真·变形记——伪纪录片电影《西力传》。『伪纪录片是指采用纪录片的形式或风格拍摄的虚构电影,故事情节都是经过设计的。它可以使用纪实摄影技术,运用编造的布景、演员或情景,并且它可以使用数位效果来改变拍摄场景甚至创建全合成的场景。在《西力传》中,伍迪·艾伦邀请了数位作家出演自己作为访谈嘉宾,使用了技术手段拍摄制作出了Zelig具有美国二十年代风情的“历史档案”。』
Leonard Zelig,犹太人,不管是他个人还是他的民族在整个20世纪初都处于食物链底端,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哥哥殴打我,我姐姐殴打我哥哥和我,我爸爸殴打我姐姐、我哥哥和我,我妈妈殴打我爸爸、我姐姐、我哥哥和我,我们的邻居殴打我们全家,而上边的社区殴打我们社区”。他没有像格里高尔那样真的异化成了一只甲虫,而是像变色龙一样在人群中变幻着形象。接近上流,成为上流;走进贫民窟,成为贫民。他的“变色龙症”超越了一般对举止的精心模仿,而是病理性的改变身体特征——甚至可以在谈话间成为胖子或者黑人。

在《西力传中》,伍迪艾伦凭借媒体或者大众对Zelig的态度对娱乐至死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对Zelig病症的探讨很快在媒体和大众的期望下转向成为对病症症状的猎奇。Zelig开始频繁地占据各大报纸的头条,而医院配合地许可进行各种实验。人们很快为Zelig取好了“变色龙”的绰号,创作了流行歌曲和蜥蜴舞。人民们在为这种病呐喊,理所应当地觉得这是一种狂欢与幸运,值得去欢呼与爱戴。
在Zelig被Dr. Eudora初次治愈后,这种爱戴达到了顶点。人们邀请Zelig去演讲,去教育儿童,去宣讲“美国精神”。登高易跌重,这不仅是一句老话,还是某种戏剧写作方式,Zelig不负众望地被爆出了丑闻。尽管这是一部伪纪录片,但也让身为观众的观众觉得Zelig的急转直下是一个媒体策划好的故事。
尼尔·波兹曼曾经说过,人们总愿意在无聊或者无助的浪潮中造神,用他来承受盲目的乐观与媚俗的激情,而在将要尽兴的时刻,又渴望找出神的破绽,合力将这座神摔碎并唾弃他。《西力传》以伪纪录片形式呈现,在Zelig的治疗片段中穿插真人访谈,其中有文学家饰演自己入镜。其中一位就是欧文·豪,他以真实的他自己向我们总结Zelig狂热的起伏,“整个美国的二十年代,人们总是疯狂地喜欢一个人,又憎恨他,又因为惊人的表演重新喜欢他。现在有什么变化么,我觉得没有。”
神意味着不能有任何的错误与软弱。人们这样要求着聚光灯下的英雄。但没有人能真的没有弱点,他总会掉下神坛,连人权也被剥夺。

在Dr. Eudora出现之前,《西力传》中无Zelig。他以一种病症的形式存在,穿戴他人的品格,没有自我。在被他家人利用时,他配合地朝观众们微笑着。而在无人围绕时,他只会呆呆地望着天空,仿佛一个空有躯体的nobody。他原本只希望融入环境,而现在却反而被人注视,而且并不是友善的注视。
Dr. Eudora是唯一坚持Zelig是急需治疗的病人。
她催眠Zelig,温柔地问他:“Zelig,你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样子?”
“因为安全,和别人一样就有安全感了,我希望受人欢迎。”Zelig闭着眼睛回答道。
我们很熟悉Zelig的想法。面对人群,我们会寻找帮助自己快速融入的话题,挑选不那么扎眼的装扮,使用友善的表情与语调,像扑火的飞蛾一般冲入火焰中消灭自己。Zelig初次患上变色龙症是因为学校同学在讨论一本极其难读的书的时候,他觉得没读过很难堪,所以选择了撒谎,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抗拒被治疗,因为这太令他手足无措了。当我们可以融入一切群体,往往说明我们无法脱离群体。失去对照,即意味失去身份。当有人与你坦白内心,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我们既不能模仿一个迷茫的人也不可能模仿出他内心的想法。这对他毫无帮助,这对这个世界毫无帮助。Zelig的病症让他丧失自我,无法与人倾心交谈,只能困于浮华的寒暄,如堕谜团。

伍迪·艾伦编的剧本里总有无数关于人生的笑话,《西力传》也不例外。Zelig曾去问拉比(犹太人中的智者阶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拉比用希伯来语回答他,Zelig说他听不懂希伯来文,拉比接着告诉他那么他需要先交600块学习希伯来语。你要与人谈谈人生,人家只想与你谈谈荷包。对你重要的问题,很可能对于人家来说只是例行公事顺水推舟。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物种,带着各自沉重又无限的宇宙,从遥远的童年向死亡走去。不管你是谁,我确定你有无数想说的,需要在词语的海洋里乘孤筏打捞。这种过程是苦闷又危险的,需要长时间的沉思与演绎,推测从别处借来的理论与文法,判断它们的沉浮左右,再寻找时机认同或者否定它们。最后你拥有了自己的想法。而没人能保证自己的想法始终是与大众一致的,除非你放弃自己的想法,就像Zelig一样。
当然我们很少真的能成为Zelig,甚至完全失去自我都极其少见。更常见的是我们想方设法地保留一点自我,用沉默遮盖着它们,任它们在体内白白燃烧。如果你不打开它,你就可以假装它们一直都在。但他们真的一直都在么?
每一种鼓励个人可以渺小如尘土的主义,最后都将默许行为可以扭曲如蛆虫。存在的维度在于自我,需要被尊重,值得与自己喜欢的生活待在一起。这种喜欢的生活不需要被精英主义所捆绑,不需要追求同一个范式,不需要进行同一种献身,不需要拥有同一种结局。
只有说出没读过某本书,才能结交到同样不喜欢那本书的朋友。只有说出不喜欢,才能与别的喜欢在一起。也许这需要付出代价或者被称为“奇怪的人”,但很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做选择不就是开盲盒么,那起码得挑一个合心意的盲盒。
Zelig最终被Dr. Eudora的完全尊重治愈。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尽管有些人批评这些想法浅薄无知,但他收获了Dr. Eudora的爱和自己。脱离掉病症之后,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幸福——这倒呼应了伍迪·艾伦在他自己另一部电影中所说的:“每一种普通可悲的生活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实在没法想象那些真正不幸的人是怎么活着的。”

我很喜欢小说《暗店街》里的一个概念。沙滩人,即丧失踪迹的人。
他们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美貌女王。小白脸。花蝴蝶。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即使在生前,也不比永不会凝结的水蒸汽更有质感。于特给我举过一个人的例子,他称此人为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千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起他从照片上消失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是沙滩人,而世界就像沙滩,“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
所以在这短短几秒钟里,我想问你:
“Zelig,你为什么想要变成别人的样子?”
“尼尔·波兹曼真的这么说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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