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Quo vadis, Aida?，2020）在今年奥斯卡奖代表波士尼亚与赫赛哥维纳（以下简称波赫）提名最佳国际影片，这是继《三不管地带》（No man's land，2001）之后，波赫电影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是相隔近20年，台湾再次有机会透过大银幕聚焦九〇年代的巴尔干情势，以及当时的战乱对后世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若非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三不管地带》当年成功获奖），几乎不可能在台湾获得上映的机会。以《阿依达的救援行动》为例，观者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被塞族共和国、塞尔维亚人、联合国、波士尼亚人、穆斯林等标籤给混淆，若未对该地区盘根错节的历史有基本理解，可能会需要花费多一点时间才能入戏。

诚然，若非执著于对情势细节的认知，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仍确保观众能够理解《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基本架构。简而言之，故事发生在1995年7月11日，塞族共和国大军压境隶属于波赫的雪布尼查（Srebrenica，又称斯雷布雷尼察），在穆拉迪奇（Ratko Mladić）将军的领导之下，驻守在雪布尼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退维谷。

穆拉迪奇声称只要当地居民不反抗，自己将会平和收复雪布尼查，并且将居民安置在其它地区。不过问题在于，塞族可能在安置过程中屠杀所有青年男性，不仅是复仇，也是为绝后患；但也有另一派选择相信在联合国的介入之下，穆拉迪奇不至于大开杀戒。

故事主人翁阿依达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她与丈夫、两个儿子都是雪布尼查居民。电影一开始，便是成千上万的雪布尼查难民包围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处的安全区，阿依达必须穿梭在难民之中，翻译联合国部队所下达的指令。与此同时，她的首要之务则是试图将其家人放入可以随联合国撤离的安全名单之中。

南斯拉夫分裂的前因后果

目前我们所知的北马其顿（前称马其顿）、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蒙特内哥罗（常有人误用对岸译名“黑山”）与科索沃，在上个世纪长达近50年时间，都是隶属于共产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这个国家之所以得以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于平和，是基于其领袖狄托（Josip Broz Tito）一人的政策定调，又称狄托主义（Titoism）。

有别于当时其它共产阵营对苏联的绝对服从，在狄托领导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不仅拒绝加入共产军事同盟华沙公约组织，也致力于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中找到中间地带。佔尽地缘优势的南斯拉夫因此游走在苏联与美国两大强权之间，从双方手中都能获得支援与保护。

然而，南斯拉夫本身最严峻的问题，却是其民族、文化上的多元，“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实体”的字诀油然而生。狄托在世期间，凭藉著威权管控与政治手腕，巧妙地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共主，国内并未发生过于严重的族群衝突。

然而，塞尔维亚人占了南斯拉夫全国人口的近40%，在国内的话语权理应最大，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成为国内塞尔维亚人的信念。身为克罗埃西亚人的狄托为了控制国内的族群平衡，开始整肃持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塞族人，主张“友爱团结”，并且创立了“南斯拉夫人”的概念，要求民族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平等相待。

狄托认为为了让南斯拉夫维持体制，只能弱化中央控制，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加盟共和国），但他同时也铁腕镇压任何主张分离主义的势力。此举的确暂时奏效，但一旦各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自然只会更有机会凝固本身民族的向心力。

也因此在狄托于1980年过世之后，失去共主的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显得脆弱不堪。已经弱化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主导宏观的经济计画，国内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开始出现分离呼声，尤其以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最为激进，他认为人口佔最多的塞尔维亚人理应独揽大权，唯有削弱其他共和国所能获得的分配才能达成效果。

经多年协调未果，在1991年6月25日，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同时宣布独立。但斯洛维尼亚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战争只打了十天，塞尔维亚方面很快承认了她的独立身分。但克罗埃西亚与塞尔维亚的疆域相邻，克罗埃西亚境内也有塞族群体，塞尔维亚亦有不少克族群体，一方主张“大克罗埃西亚主义”，一方主张“大塞尔维亚主义”，从争抢领土，演变成了种族淨化。

波士尼亚战争始末

眼见斯洛维尼亚与克罗埃西亚接连独立，以波士尼亚克人（又称穆斯林人，原先仅佔全南斯拉夫6%）为主的波赫担心自此之后被塞族人削权，也打算走向独立。1992年2月，波赫宣布独立，但境内也佔有三成人口的塞族人坚决反对，遂成立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塞族共和国并非塞尔维亚共和国）与之抵抗，波士尼亚战争随之爆发。有别于塞族拥有的雄厚资源，缺乏专业军队训练的波士尼亚克人惨遭重击，眼见波赫阵营毫无还手馀地，遭到塞族人惨烈屠杀，北约与联合国方才介入其中。

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背景中的雪布尼查，原先是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但塞族人不予以理会，在塞族总统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的指示之下，塞族军队进入此地，以适服兵役年纪的男性为屠杀目标，最终杀害了超过八千人，并且动用推土机将尸体集中于一地乱葬。这成了纳粹大屠杀之后，发生在欧洲最残暴的屠杀行动。

在这场屠杀发生的同一年，北约加强了对塞族的攻势，致使双方终于在年底重回谈判桌，于10月宣布停战，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波士尼亚战争。在12月签订的《岱顿协定》中，决议是让国内的波士尼亚克人与克罗埃西亚人共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联邦”，而塞族人则得以维持“塞族共和国”，不过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联邦底下的政治实体，得以坐拥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2005年与波赫联邦合併）和警察部队。

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看似有序，其实本质却无比畸形。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可能撕裂国家抑或团结国家？

雪布尼查大屠杀始终是波士尼亚克人的阴影，虽然塞族领导人穆拉迪奇事后遭到咎责，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他在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人与波赫境内的塞族人）眼裡，却拥有犹如民族英雄的地位。在片中，也描写了穆拉迪奇的嚣张气焰，以及麾下士兵的种种暴行。

然而，这样的电影虽然得以代表波赫角逐奥斯卡奖，所讲述的议题却未必是全民共识。如前文提到，波赫分为两个政治实体，其中塞族共和国自然不愿面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历史，甚至否定了这段历史的存在。本片问世之后，至今无法在塞族共和国境内上映，因为没有戏院经营者敢冒风险上映如此一部负面化呈现塞族士兵与穆拉迪奇的电影。

除了对塞族人的负面描写之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斡旋者的角色却在片中显得公信无存。联合国创立有其理想性，但前提是会员国理应有相同普世价值的认知，但显然无论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都有相同发言权，在不同价值的拉扯之间，自然消耗了组织的行动力与威信。无能的联合国指挥官在塞族的要胁之下，竟轻易开放基地供持枪士兵进入搜查，且无还手与制衡馀地。

口口声声不断言明坚守国际规范，但面对压根儿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枪杆子，却又轻易妥协、让步，看清联合国脆弱本质的塞族人（塞族共和国也非联合国会员国），当然不会甘愿受其约束。这使得《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描写的不仅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其实也描绘了一个失序的国际组织从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即便波赫国民对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始末、具体情形都不甚了解——因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有如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意义——透过这部作品，可以感受到波赫人对转型正义的推动进程，但本片在这个时机点诞生，却也让塞族人气得跳脚。

《阿依达的救援行动》呈现了塞族将领与士兵的残暴，无一正面角色，或许贴合历史现实，如此非黑即白的角色形塑也的确能帮助不熟悉背景的外国观众理解，但作为一部单纯倾向某一立场的电影，显然不见容于塞族的极右翼势力。在2018年，塞族共和国议会废除了针对雪布尼查大屠杀在2004年完成的调查报告，要求纳入在屠杀之中受害的塞族人，显然是粉饰暴行之举。

虽然导演洁丝米拉．兹巴尼奇曾在受访时反覆提及自己对和平的嚮往，并且强调电影拍摄过程之中完全保密，避免任何政治势力介入拍摄，无论是收割者或抵制者皆然。但本片对历史的揭露，却未必会使得波赫走向和平与理解，反而可能使得塞族共和国更增加出走意愿，进而导致波赫走向解体。

而塞族共和国究竟会走向独立或与塞尔维亚统一，一直以来都是各方讨论热点，从一部《阿依达的救援行动》的立场呈现与后续迴响之中，也可看清一个国家内的两大民族有如同床异梦，史观南辕北辙。

小结

在剧末，阿依达发现自宅已被塞族人夺去，临走前愤然要女主人不该继续住在此处，如此表现怨怼是人之常情，但这场戏却也暗喻了今日波士尼亚克人对塞族人的敌意。这显然不是一个促进族群和解的收场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导演兹巴尼奇显然不愿拍摄一个服务国家神话的电影，不愿惺惺作态地加入塞族的正面角色，或在片尾表明双方族群已冰释误解。

这样的结局反映了波赫的名存实亡，波士尼亚克人根本从来不愿意宽恕塞族人犯下的过错，而塞族则根本当这些事从未发生。回顾南斯拉夫解体的前因后果，以及目前塞族对战争罪行的掩盖、对大塞尔维亚主义毫不掩饰的嚮往，《阿依达的救援行动》所呈现的战争与人道危机，难保未来不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