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追随布鲁斯·查特文的脚步

看了这个纪录片，想起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查特文的专栏。

在死后不久出版的文集《我在这里做什么》中，布鲁斯·查特文写道他在云南旅行时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真菌”，他的健康状况因此急转直下。我们现在知道，所谓的“真菌”，其实是当时刚发现不久的艾滋病毒。查特文的同性恋生活——绯闻对象包括很多文艺界人士——最终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去世时，这位炙手可热的旅行作家还不到50岁。

查特文曾经这样评论他最喜欢的旅行作家罗伯特·拜伦——绅士、学者和鉴赏家，称他的《通往中亚之路》是大师之作。在我看来，这样的评语也同样适用于查特文本人和他那本《在巴塔哥尼亚》。

《在巴塔哥尼亚》是查特文的处女作，1977年出版后，被誉为“重新为古老的旅行写作注入了活力”。

在短暂的一生中，除了巴塔哥尼亚，查特文还曾远行中国、西非、澳洲、阿富汗、巴西、美国，当然还有欧洲国家。他的第二本书是关于19世纪达荷美地区（今天的贝宁）的奴隶贩子德·苏扎的。他为此专门前往贝宁，经历了一场政变，被当作雇佣兵逮捕。随后，他写过一本有关威尔士的小说，一本澳洲土著的小说，以及一本铁幕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瓷器收藏家的小说。

查特文在英国风靡一时，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当战后的作家们只关心英国本土的鸡毛蒜皮时，他却开始津津乐道地谈论远方。此外，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时而在伦敦社交聚会上侃侃而谈，时而踪迹全无，然后从亚马逊丛林里寄来一张明信片的自我形象。如今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旅行作家可以成为这样的社会名流。但在当时，查特文的确堪称文艺界的宠儿。证据之一是，罗伯特·梅拍过的唯一一张穿着衣服的男性照片，主角就是查特文。

在我阅读过的旅行作家中，查特文始终是最特别的一个。我喜欢他这个人，胜于他的写作本身。读完很多旅行作家的书，你往往会记住书中的某个片段，但是我从来记不住查特文写了什么。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在巴塔哥尼亚》里的故事，但仍然清晰记得那种感受——那种奇妙的震颤。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阅读写捷克斯洛伐克的《乌茨》和写威尔士的《在黑山之颠》上。

我喜欢查特文的气质，相比他的写作，我更希望了解他在写作之外的生活和思索。《阳光之下》一书是查特文死后，由妻子整理出版的书信集，里面甚至收录了他在旅途中写给别人的明信片。这本书我时常翻阅，每次都读得津津有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床头。

正是因为这本书，我了解到查特文死后将自己旅行中使用的Moleskine笔记本捐给了牛津大学的博德里安图书馆。在牛津大学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图书馆调阅查特文的旅行笔记。

我调阅的是查特文1974年12月在巴塔哥尼亚旅行时用的笔记本。标志性的黑色Moleskine，皮面，96页，护照大小。装订已经有些松散，但字迹依然清晰。我仔细翻阅着每一页笔记，有的用的是蓝色圆珠笔，有的用的是铅笔，还有的地方贴着剪报。我辨识着其中的地名和人名，偶尔翻阅一下手边的《在巴塔哥尼亚》，看看笔记中所写的与书中所写的有何异同。因为兴奋，我的手微微地发抖。

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阅读这本笔记。当我合上笔记本时，夕阳正掠过博德里安图书馆的窗棂。我想象着查特文写这些笔记时的情景。他写了个便笺，就辞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职务，飞到秘鲁首都利马。然后从那里出发，花了一个月时间，最终抵达巴塔哥尼亚。我偷偷翻拍了笔记本的内容，希望将来去巴塔哥尼亚旅行时能够带上这些照片——就像多年前查特文去阿富汗旅行时带上罗伯特·拜伦的书一样。

查特文一生关注的母题是“游牧”和“人类的不安”。在他看来，人类内心的不安正是通过游牧，或者说游荡行为加以缓解的——这也是旅行癖最深层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我相信，查特文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那不安与游荡的气质——其魅力就像那种“罕见的真菌”，稀有而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