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女之吻

《蜘蛛女之吻》改编自阿根廷作家普伊格·曼努埃尔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要场所是一间牢房，这里关押着同性恋莫利纳与政治犯瓦伦丁。莫利纳通过给瓦伦丁讲述影片故事来打发时间，然而接近瓦伦丁却是当局给莫利纳安排的间谍任务。影片的最后莫利纳爱上了瓦伦丁，他在当局面前隐瞒着瓦伦丁的秘密。假释出狱时，他答应了瓦伦丁为他传递组织消息，因被警察暗中监视，莫利纳在混乱中迎来了死亡。

影片开始时，扮演着电影女主角身姿妖娆的莫利纳似乎在用他的姿势告诉我们——尽管他的生理性别为男性，但他的心理性别为女性。他既是好莱坞电影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扮演者，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认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然而，莫利纳不是在凝视女主角，而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渴望成为男人凝视中的女人。

对于性别身份认同，朱迪斯·巴特勒将这些身份视为表演性的，这意味着相同的身份由相同的仪式性实践组成，该仪式性实践反过来赋予主体意义与连贯性，而这些含义在实践发生前并不存在。行为、表情与欲望造就了核心内在性别和主体实施者的幻觉，但只有通过重复这些话语性的实践主体，才能保持原先的身份，同样的，就是这种重述为社会的颠覆性变革提供了可能（Mariela Peller, 2009）。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学说揭示了异性恋社会性别认同的机制，在不断地重复与演绎过程中，生理结构成为了社会性别的评判准则。同时，这种性别表演的机制正为非异性恋的群体提供了一个颠覆的口子。莫利纳渴望变成男性欲望的欲望，他追求着真正的男人。他感伤地像一个女人，正如他对瓦伦丁所说的那样：“像女人一样心肠软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个男人，或者别的什么人，一只狗，或者搞同性恋的男人，不能多愁善感？”

在监狱中他似乎逃脱了社会对他的压迫，他曾哭泣着对瓦伦丁说：“难道我就不痛苦吗？”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他遭受歧视，并且寻爱不得。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他始终饱受回归正常与自我认同两者之间冲动的折磨。尽管这部影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因为在那个年代左翼是无法接受一个同性恋的，不过，监狱的存在替莫利纳挡住了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使其认同自我身份，成为一个女人。

瓦伦丁是一个政治犯，莫利纳称他为一个“圣人”，因为在影片中他经受严刑拷打、放弃情爱，始终以实现革命为最高理想。他压抑、克制自己对生存与爱的欲望，是弗洛伊德口中的“超我”型人物。瓦伦丁通过排斥感性、软弱以革命者的身份不断建构自己，当食物中毒后，他宁愿自己忍受疼痛也不愿将自己的软弱呈现给当局。然而，在最脆弱的时候他坦白说：“我不能承受做一个烈士，我被激怒了，我不想做一个烈士，我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错误……我不想死。”在拷打昏迷后，他的梦里出现了他的爱人——玛尔塔。他似乎逐渐成为了一个有人性的、脆弱的人。

普伊格在1986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肯定说：“……整部小说都是对角色的反思，这两个受到压迫的社会角色，他们成为社会角色的囚徒，有趣的是，他们在某一时刻成功逃离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Mariela Peller, 2009）”。排斥与遗弃的另一面，正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脱离。孤岛般存在的监狱，短暂地安慰了莫利纳与瓦伦丁，赐予了他们一个不受“政治与性”压迫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