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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非魚(mrfish5),完整版原文(含配图)链接:为什么我如此恐惧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恐惧爱?。
文/梦卿
《如我所愿》(As I Want)是一部关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后中东地区女性革命者的一线速写,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信。萨玛赫和母亲的对话,以独白的形式在卧室里进行,怀孕中的她,对自己同时承担的几重角色有更深的感受,许多被搁置在后台的困惑、质疑也不甘保持隐形,越来越大声,要求被重视。她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也重访让她窒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信里充满问句,这些问句是导演兼编剧萨玛赫·阿尔卡迪(Samaher Alqadi)的疑问,也是我经常自问的问题,也是世界很多角落的女性面临的阻碍与疑问。
为什么生女孩便意味著一生的忧虑?
Why does giving birth to a girl mean lifelong worries?
为什么我如此恐惧我的身体,我的声音,恐惧爱?
Why I was so afraid of my own body, my own voice, afraid of love?
做一个女性意味著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woman, a mother?
我要如何养育我的孩子,如何不让他们跌入我童年时所处的黑洞?
How should I raise my children, so that they don’t fall into the hole similar to the hole of my childhood?
2021年6月16日,萨玛赫·阿尔卡迪(Samaher Alqadi)的纪录片《如我所愿》(As I Want)第一次和柏林观众见面。首映之前,阿尔卡迪很紧张,设想的场景是,有人看到一半就离场,或者有人看完会失望。令她意外的是,最后几分钟,片尾音乐响起,大银幕滚动创作人员名单,曲终,满座的露天影院,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
全场静默了几分钟,之后,观众自发开始鼓掌,掌声持续了好久。看到现场观众反应,阿尔卡迪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她知道,通过这部“怀胎八年”、险些难产的影片,她想说的话已经成功发出,且被这座以“最挑剔也最高质量影迷”著称的城市认可。
放映结束时已经是午夜,柏林电影节主办方没有设置映后谈环节,意犹未尽的观众们涌向阿尔卡迪,文化论坛(Kultureforum)附近的街道变成了“非官方”的映后谈现场,讨论持续到了凌晨两点。第二天早晨,我们约在波兹坦广场她住的酒店楼下采访,见面时,阿尔卡迪向我描述昨晚的首映,语气兴奋,“我感觉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奖项”,对她来说,观众的反应是最大的奖赏。很多人看完后脸上都有泪痕,有两个女孩哭到无法自控,跑到她面前,拥抱她。这两个女孩让她印象很深,她们的共鸣,意味著她充满“提问”的这部影片,触及到很根本的、不分地域普遍存在的问题,且成功地以影像语言传达出来。
一
2013年五月,萨玛赫·阿尔卡迪发现自己第二次怀孕。两个月前,她61岁的母亲意外离世,在开罗生活工作的她,没有来得及赶回巴勒斯坦的家乡,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22岁,她成功离开政治动荡且观念极其保守的拉马拉,,去埃及求学生活。此后十多年,她有时回家探亲,也会“职业病”地拍摄一些家人的场景。面对相机镜头,母亲大部分时候是沉默的,表情有些羞涩不安,双手几乎总是被家务霸占,洗碗、择菜、收拾房间...而她时不时望向镜头/女儿的双眼,传达出许多信息:躲闪、好奇、渴望、压抑,欲言又止。
阿尔卡迪记录下她的母亲,这位一生都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拉马拉的母亲,让我想起许许多多我曾见到的母亲,和读到的不同时空许多母亲的故事。Edouard Louise在自传体小说《告别艾迪》(En finir avec Eddy)里的母亲画像,一位在法国北部凋败工业小镇工人阶级的女性,曾经是“有主见的女性”(femme avec character),在结婚后自我“截肢”,收起所有棱角,只是在儿子面前抱怨自己过早结婚生子,几十年重复主妇的任务,活到后半生仍一事无成,希望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路。陕西乡村的红衣女子刘小样,曾经给张越的《半边天》栏目写信: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这封信被节目组选中,她接受了《半边天》采访,第一次接触外面的世界,短暂地被聚光灯关注(消费)。小样无法拒绝“外面的世界”的诱惑,“宁要痛苦不要麻木”,几次出去闯荡,最后被送入“精神改造”中心,过去短暂带给她外部关注和存在感/价值感的敏感与独到的女性生命表达,在贫瘠的缺乏支持环境下,成了她想要拔掉的“毒瘤”,她无法平静地和这份敏感共处。她收起所有的书,学习打麻将,种花草,全心投入“自我消除”项目。而当年会提供精神与微薄经济支持的丈夫王树生,也在她几次“走出去”的“折腾”之后和整个社会的“同化”之下,不再欣赏她的纯粹和闯进,而是世故地给“不正常”、不切实际的妻子盖棺定论:“你这种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阿尔卡迪的母亲,艾迪的母亲,当年热烈鲜活而今自我消除的的红衣女子刘小样,她们同是高度父权/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不同空间,相似的命运。阿尔卡迪的母亲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壁垒之高,早早“主动”戴上了紧箍咒,把曾经考到的营养师证书挂在卧室最角落,全身心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角色,以活成社会规定的女性。她害怕自己不戴头巾的模样出现在女儿的相机里,但为了满足女儿心愿,还是一点点适应摄影控的女儿时不时“突击”的镜头,也去影院看了场电影,了解“电影”这一抽象的世界。看完后,她和从事电影业的女儿讲“观后感”,没有提到内容,而是像孩子一样,描述她的新鲜体验:
“影厅好黑,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看电影......”
小心翼翼地活成“标准版”母亲的她,从未真正表达自己的感受与观点,也几乎不曾参与公共生活。她不知道如何“观看”电影,仅仅是走进电影院这件事,对“厨房为生活主场”的她而言,已经是一次小小的革命。
二
母亲,最叫我遗憾和痛心的,不是我没能见你最后一面和你说说话,而是你的生命,直到离开世界,你也没有体验过自由地呼吸,你不知道你的权利是什么,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赋予的“公民权”,也包括人生而为人的权利。
你死于窒息。
这是《如我所愿》里诸多印在我记忆里的段落之一,它就像出自我自己。在片中与去世母亲“对话”的部分,阿尔卡迪说出她的遗憾,也提出一长串的问题。她一直渴望有机会坐下来,和母亲敞开地聊聊天。这一搁置的心愿最后成了不可能的事。在影片拍摄中,阿尔卡迪用了六个月时间,写下这封给母亲的信。
这是阿尔卡迪第一次把镜头对准自己。一直隐在相机后面的她,起初很不习惯这一“自说自话”的表达形式,担心变成“自恋狂”,后来,她克服了心理障碍,找到合适角度,开始一场艰难的向内的旅程。英国艺术家克劳黛特·约翰逊(Claudette Johnson)曾描述她的影像作品:
我们存活的代价是丧失我们土地和我们身体的所有权。...历史的、男权的、艺术实践的、古典文学的、神秘学的重负都是反对我们(黑人女性)的...以这些赤裸女性的影像为创作素材,是一种回到关于身份与性(别)基本问题的途径。这是一段被厌女症和自我厌恶笼罩的旅程,但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而走的路。” 1
“这是一段被厌女症和自我厌恶笼罩的旅程,但这也是我们为自己而走的路。”如同约翰逊的探索,对阿尔卡迪而言,这段深挖内在与过去(阴影)记忆经历的旅程,也是充满怀疑、恐惧、未知、不安、痛苦。黑白影像如单声道独白,去掉背景噪音,这些冲突更立体被展现。

揭开旧伤是痛的,需要足够的勇气,也需要充分的能量与包容友好的环境。萨玛赫过去永远紧锣密鼓忙于工作和生活,从未做过整理过往的工作。在母亲意外离世和自己第二次怀孕后,她头一次感受到自己作为“母亲”的强大能量。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拍一部“女性”为主题的电影。”萨玛赫说。2013年影片开机,当时是埃及革命后两周年,埃及的女性活动家们走上广场,参与游行示威,呼吁,呼吁推翻兄弟会(Brotherhood),也要求领导层正视性别不平等问题,建立反性骚扰性侵犯的法律,越来越多不同社会背景的女性集结起来、走上广场、打破旧俗、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内部精神空间”(mental space)和外部公共空间交互作用,噪音越来越大,在这个特殊节点,她无法再忽略这一“待完成的功课”。
这部以阿拉伯之春下女性活动家/社会运动参与者为主角的作品,大历史和私人故事以自然晓畅的方式被串起,对于很多人而言“抽象”的埃及/中东革命,在萨玛赫的作品里变得生动、具体、充满张力。在外部的喧嚣动荡下,一直是旁观者的萨玛赫,发现自己成了“被卷入革命中心”的“活动家”,和母亲的对话时间,是她少数的能够和自己共处的机会。在“黑白色”的“呼吸室”,一边和母亲对话,一边折叠洗好的衣服。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能量,她在孕育一个孩子,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也在孕育一个新世界。这些内部的独白与对话,每天上街,记录开罗民众们的日常,也记下她持续地“反抗”。在开罗,她不戴头巾、穿短裙走上街头,这已经对极度男权的社会构成一种“威胁”,经常有人凑近,她举起相机,记下她的一次次对峙,和“常态化”的性骚扰。
无论在房间里还是在广场上,她都感觉到母亲在陪伴自己。她与母亲分享运动的进展和她的喜悦,“我在广场中心,和这些勇敢的强大的女性站在一起,我很感谢她们。”母亲的一生是沉默的,是窒息的,她在广场中央,举起相机记录历史性的时刻,也学习著发出自己的声音,突破种种陈规,用她的方式,书写她自己的生命。
离开地理故乡前,萨玛赫不打算成为母亲:如果我留在这里,我选择不生育,我不想要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不正常的世界,不想让ta经历和我一样的成长环境。22岁的时候,她离开巴勒斯坦。那时起,她才第一次有了机会,不必被恐惧和压迫裹挟,真正地生活,去寻找她生命的可能性,去活成一个完整的、鲜活的人。相机是保护她的武器,她用镜头来见证、记录自己与周遭世界的遭遇;相机也是她的“镜子”,她在与外部人事物遭遇的时候,拍摄/录影这一行动,也要求她不断返回自己,深挖她的问题、欲望、恐惧、痛苦和欢喜。

她记下自由无拘束的生命:在一片的绿色草地上,一个穿著白色连衣短裙的小女孩自在地奔跑著,在山坡上,她开始旋转,无忧虑无恐惧,呼吸著自由的空气,享受著阳光和草地,享受著她的不加修饰的美丽。这是在“自由国度”出生长大的小女孩,在这一友好的环境,她也许不必面临太大的阻碍,能够自在地探索,活成她自己的模样。
她也录下被戴头巾的蒙面的不敢大声说话的被关在隐形囚牢里的生命:在埃及开罗的一个游乐场,很多青春期的女孩承担起照顾家里弟弟妹妹的“半个小妈妈”/“大姐姐”的角色,高温的夏天,她们穿著厚重长袍,戴著头巾,像看外星人一般看著化妆的穿短裙的萨玛赫,对她说:“这样的穿著是羞耻的,女性是羞耻的。”这是当下学校的教育,也是整个社会主导声音灌输给女性的观念。
萨玛赫继续记录开罗游乐场的男孩女孩和母亲们,一个看起来八九岁的小女孩走过来,好奇地看著镜头,小声说,她穿这么暴露很不符合“标准”。她问小女孩:“你真的这么觉得吗?告诉我,人应该如何生活,我想听听你的观点。”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I think everyone should be free!)小女孩答,语气里有希望,也有害怕。
“真棒,你很美。”(Great, you are beautiful.)萨玛赫说。
过去,我无比羡慕在自由国度出生长大的孩子。刚来德国时, 也经常设想“如果我出生在柏林,会长成什么模样?”... 慢慢地,我不再做这些“假设式”思考,而是想:我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我的过往经历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我如何将这些经历变成我的创作原料并“转译”成原创的、有价值作品,我能够给周遭环境/和我相近的生命带来什么?......
真正的改变,始于内在的革命;真正的平等与自由,源自由内而外的解放。我不再设想其他版本的“故事的开头”,而是尽我所能,如我所愿,活成我想要的模样。
注
1. Claudette Johnson, Issues Surround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ked Body of a Women, 1991.
问:梦卿
答:萨玛赫·阿尔卡迪(Samaher Alqadi)

问:“怀孕八年”(8-year pregnancy),我看过一个采访,你是这样描述你的电影的。它是如何真正开始的?在那个“怀孕”之前,你在做什么?
答:我在做什么?嗯,我在生活,我也在拍其他电影。但不同的是,我之前做的,也有我的想法,但整件作品不是我能控制的。一些是为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和电视剧,也有艺术短片。我喜欢这些工作。但我并不觉得它们是“我的作品”。其实我是学电影的。…大概八年前,我做了一个以女性经血和卫生巾为主题的综合装置作品。我想在很多国家“巡展”这件作品,但后来,我忙于这个电影项目、我的孩子和我的生活,这个计划就搁浅了。我有展览现场的影响和作品图,本來想放进电影,但你知道,素材很多,我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问:是的,剪辑过程需要做很多决定。
A:很多决定。现在来看,我认为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可能囊括所有。我想专注于一点。......正在进行的新项目,它与生活有关,与人们的生活有关,而不仅仅是女性。
问:范围更广了。
答:是的。
问:拍摄期间,你也“生理层面地怀孕了”(physically pregnant)。
A:是的,我怀孕了。我怀了这部电影和我的孩子。是的,这是我的怀孕,第二次怀孕。这是是一次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不同于之前的经历。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身体里住著的生命。这是第一次,我开始真正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我是谁。
问:所以以前,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A:没有。我很忙,一如既往地忙碌,我忙于生存,一直在努力生活。我从没想过我会拍一部关于女性的电影。老实说,在保持尊重的前提下,我经常调侃女权组织。在我看来,女人是真正能够改变女性生活的人。她们只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能量和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了解他们需要的权利,并做好准备,为之采取行动。没有人可以给予你权利,没有人可以真正改变你的生活,因为他人不是你。你是你,你知道你的局限,你知道你想成为什么,你必须思考它,并清晰地认识自己。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离开我父母的房子。我妈妈和我们九个孩子的相处都不融洽,尤其是和她的女儿,和家庭生活,和整个社会的传统习俗。她不想结婚,她不想生孩子。她想接受教育,她想获得自由。她有她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的处境。谁来帮我?没有人。我有我自己。我救助我自己。这就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表达的意思。这也是我怀孕中的感受。与此同时,周遭大环境各种不公和暴力在发生,这一切让我愤怒,沮丧。
我想找答案。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生活?我怀孕了。我孕育的是整个世界。这次怀孕,我感觉我是地球的母亲。这带给我很大的力量,也抛给我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怀孕感觉很不同。还有,我母亲去世了。

问:是在怀孕期间吗?
A:是的,差不多。在电影中的那一场大型示威活动结束一周后,她就去世了。
问:是2013年1月的那一场吗?
A:不,是2013年三月份那场。我收到这个消息,它一下把我带回到过去。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母女关系一直非常复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想法。
问:这是很艰难的一关。
答:是的。毫无征兆,也没有任何准备。你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遭遇什么。当时我的脑子好像被什么“入侵”了。一两个月后,我开始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个主题,女性的问题,我从没想过我会关注这个问题。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我怎么了?就个人而言,我被驱赶到运动的中心。我被选中了。我问:我周围发生了什么?忽然,我发现自己处于浪潮的中心。
我从来都不是活动家,我只是在远处表达我的意见。我只是被那些这场运动中那些女性活动家们驱使。她们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置身其中,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处境。这种境况唤醒了我,我脑中很多区域被激活。所以我决定参与政治运动,走上街头,记录,提问,寻找回答: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我想知道人们对“男人”、“女人”的看法......我很震惊。

问:三年多来,你每天都上街吗?
答:是的,每天。相机是我寻找答案的工具,和保护自己的武器。
问:相机是如何承载“寻找”和“防御”双重功能的呢?
答:寻找答案指的是,很多时刻,我在遭遇路人,与他们正面相交,有些人主动靠近我,比如游乐场地的女孩,那些玩耍的孩子们,他们主动来找我。太可爱了,他们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自己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因为我在公共场合穿短裙。......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部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就像我被教育的方式。
问:从家庭到学校,到整个社会,都在传授非常误导性的、有毒的观念,关于性别角色分工,关于做一个女人意味著什么,比如“做一个女人是可耻的”,“女人的声音是可耻的”,“女人的身体是可耻的”等等。
答:是的。这就是我想在这部电影中表达的意思。这不仅仅是关于当时的政治情形和革命运动。有人说,你讲述的是那个政权下的社会动荡。他们错了。我根本不在乎谁是当权者,病根是整个社会,其实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病。德国、中国、埃及、巴勒斯坦……只是世界不同地区,有不同版本的“症状”。我不在乎谁在掌管这个政权。真正的病源不在哪个党执政,病的是社会心理。这是我想要拍这部片子的原因,也是我持续上街的原因。我想具体准确地呈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想呈现他们是教育下一代的。如果我们改变教育,如果统治者决定,希望结束性别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生活。他们会改变它。他们将为此努力。作为个体,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发声,持续发声,让问题暴露在聚光灯下,并希望它会改变。但真正的改变是由上而下的。
我们所处的现实是:整个女性群体的被压迫。出于沮丧,出于愤怒,出于质疑,我不得不说出我想说的话。对我来说,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希望自己真正地作为“人”被对待。仅仅是这样。

问:片中很多场景,有点像每一章的过渡段。你坐在卧室里,和你自己,以及你的许多问号。你问了很多问题,这部分影像是黑白的。为什么这部分你选择了以黑白片来呈现呢?
答:因为这是我的“呼吸室”,这是除了我儿子任何人都禁止进入的房间。我的提问,是我寻找自己的方式。它离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很远很远。那是我的“忏悔室”,在那里,我和我过世的母亲对话。所以我必须把它变成黑白的,让它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不同。
问:这更像是内部世界。
答:是的。这正是“内在版本的我”(the inside me),我称之为“心理空间”(the mental space)。我在战场上。我满脑子问号。我的理性已经无力解答,我几乎发疯:我即将生孩子,而整个社会一团糟。我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长大。我有一种感觉,我会困在这里,生下孩子,他们会长大,在一个同样糟糕的环境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儿成为“呼吸室”。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所有这些关于根本性问题,都向我涌来。
问:在拍摄“呼吸空间”的独白时,你有哪些感受?观影过程,我的感受是,天呐,这太亲密了!(萨:是的,极度亲密,但你知道吗,拍摄过程很艰难。)你是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在“呼吸室”里做“忏悔”的?怀孕的你在源源不断地法文,给我感觉很坚韧强大,同时又十分脆弱。我感觉,你必须深入挖掘,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能量,和这样高强度的情绪。
答:深挖,是的,非常深。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分花了这么长时间,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一开始,我在拍一部关于女性,这些女性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的电影。但后来,它全面地影响了我。我不满足于做一个局外人,仅仅是讨论这些女性活动家。过去,因为我全身心投入到一场“生存之战”中,它们被埋葬了。我只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没有时间去感受和反思。我花了 20 年的时间,才能够第一次谈论我自己的过去,并分享它们。影片核心只有两个问题。我回到我童年少年时的经历,并反思它们,这需要时间。另外,把你的心和你的家人放在台面上,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这是一项很大的责任,甚至有些恐怖。需要时间来决定。我不知道,我家人看到这部片子后,会如何反应。
问:完成这部电影花了八年的时间。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答:前三年,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资金,主要靠我的丈夫帮助(Karim El Hakim,也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和摄像师)。我请了一些朋友帮我剪辑,做一些预告片,用来申请基金。......我当时使用的相机,是我用来拍摄我的儿子的小DV,我另外用一个独立的外部灯来打光。……作出一个很精彩的预告片后,一个拥有专业相机的朋友看完后说,你值得拥有这个,把他的相机给了我。我用它拍了整部电影,除了艺术化表达的黑白片的那部分。我真的不是刻意那么“慢”,只是,我需要时间来找钱,需要时间来消化、观察和对周遭发生的所有事情做出反应。
……在某个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要流产了。中途经历很多困难,发生各种事故。最后,我们想法设法成功找到了投资人,然后是一整年的冠状病毒和封锁。实际上这对我来说倒是“因祸得福”,因为剪辑工作都是在家和在线进行。编辑在巴黎,我在法国南部,她每天都在线。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剪辑师,同时接手 23部电影。所以,我花了将近一整年的时间才完成剪辑。所以你看,八年怀胎,我不是在坐等它诞生。对我来说,有的时候真的很沮丧,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各种关卡。期间,我不得不离开埃及。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来到了法国,然后去了法国南部。我有两个孩子,中途电影停了,赞助资金也没了。我能去哪里?生活很不容易。
过去十年,出了很多关于阿拉伯之春和中东革命的电影,没有一部电影是关于这场运动中的女性角色的。我不想再拍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我不想只是记录,就像新闻报道一样,我不是记者,我也不想成为记者。我不在乎热点话题,或成为头条新闻。人们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我没有等。这就是事情的节奏。你想让我拍一部关于革命和革命时代的电影。“哦,你恰逢其时!” 但对我来说,并不是那样的。对我来说,这太私人了,太贴近我内心了。我的议题是关于女性处境的。这一问题存在世界各地。我不想做一个烂大街的、老调重弹的东西,它不会引发任何改变。我希望人们被感动。我希望观众能够设身处地去感受身为女性意味著什么。我试图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创作这部电影,真正能够让人们产生共鸣。
问:这意味着你需要开发原创的影像语言,以及不同于惯例的情感表达方式。
答:我一直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我一直在想,我的好友们经历了什么(其中一位在一次公开游行中被一群男性性侵犯),以及一场革命后,还剩下什么。最初,我们对革命给予厚望,到头来,我们被回以一记耳光。这一切都太沉重了。我真的不在乎花费这么多年。这部电影是仅此一次的。
问:回到“呼吸室”的部分,对你来说,拍摄这部分,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我很难接受镜头中央是自己的脸。因为以前,你从不需要这么做,而且你知道,这不是你的兴奋点。我一直是一名摄影师,我一直的位置是在镜头后面。影片中,我在自言自语,像一个自恋狂。起初,我看镜头里的自己都充满挣扎感。之后,这个想法来了——做成黑白的。我很喜欢这种呈现,它看起来很美,不浓不淡,一切都恰到好处。它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电影的所有这些层次都抵达一种平衡:你看到了强烈的场景,在街头;然后你切换到黑白的“呼吸室”,听著我的画外音,我花了六个月来打磨这部分的独白。我一直希望它富有诗意……这就是电影中的平衡。外面的世界充斥著暴力和打架打斗,里面很安静,窃窃私语。这很关键,否则,人们会因为过度刺激,看到太多强烈事件而疲倦。

问:你是从哪里找到那么多家庭录像、照片以及你家庭的整个“视觉档案”的呢?
答:这是一个惊喜的发现。以前,我妈妈总是对我说,没有人会在乎这些磁带,除了你,我死后会告诉你,它们被藏在哪里。她保存了所有的录像带和老照片,她把它们藏在她的衣柜里。
问:这一突然发现,几乎是一场情绪地震?
答:是的,我就是这样找到照片的。我把他们都带走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
问:他们不在乎?
答:我不想说他们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很忙。他们可能会关心,但他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份宝藏。我拿着录音带回到了开罗。因为不再有 vhs,我们需要将所有视频数字化。每次我坐在那里,开始观看时,我就自动开始哭,然后我去了我的厨房。我看着自己,我对帮我一起转录的朋友说,给我五分钟时间,我需要冷静一下。看到镜头里的妈妈,对我来说太牵动情绪了。年轻的她。是的,还有调皮讨厌的我。那时我 15 岁。这就像时间旅行。那一刻,我决定,这部电影是给我母亲的一封信。因为找到录音带,看到她在哪里,我曾经在哪里,我现在哪里,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问:你也拍过一些你妈妈的视频,对吧?
答:嗯,我拍过一些她的视频,但不多。因此,我很高兴发现这些录像带,能看到年轻时的她。现在,我和她当时的年龄完全一样,在我姐姐婚礼那天的录像带中的妈妈。她那年也是 39 岁。(......)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照和摄像的?
答:很久了。我一直对相机有瘾,随时随地都在拍照。我对图像有很强的依恋感,相机是我的挚友。我纯粹是喜欢拍照,允许它们带我回到特定时刻。
问:这对你来说是自然的事情吗?
答:是的……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两三杯酒之后,她很可能会开始“狂拍我。

问:昨天(2021年6月16日),你的“孩子”第一次和公众见面。现场观众反应是什么样的?
答:昨天真是太棒了。观众的反应很强烈,我感觉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奖项。这里的观众,虽然距离我的拍摄主题和我的家乡那么远,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强烈。
问:这意味着,你做到了,你用这部电影创造出一种普遍的语言。
答:有两个女孩,二十出头的年纪,放映结束后,她们来找我,一直在哭,完全停不下来。我的天。
问: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女孩的情绪。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第一次,我花了将近 5 天的时间,因为它太重了,对我来说太强烈了。我没法一次性看完。所以每天早上,我会看一小部分。
A:他们说,天哪,这部电影很硬,是的,它很硬,很扎人。但令我惊讶的是,包括男性在内,现场观众都投入其中……放映期间,没有人提前离开。影像消失,声音消失,短暂的沉默,接著,他们开始鼓掌。掌声持续好久。他们开始涌向我,和我讨论。他们很好奇,这对我来说很特别。
问:是的。观众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影评”。
答:是的。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的电影勾出很多人的眼泪。但后来我的一位朋友说,“不要说对不起,哭泣意味着它真的很棒。”
Q:是的,有时候你需要一场真正的哭泣,这是一个真正回到自己某部分的机会。这是一份礼物,是你送给全世界的礼物。谢谢你。
答:谢谢。我不确定这是否是给世界的礼物,只是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这样做。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会改变世界。但我确实期待,这些大型集会,这所有的声音,让问题和病源都被曝光,让打破旧秩序成为进行时。……世界各地有很多人在努力推动改变,并勇敢发声,而我只是这些声音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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