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戈弗雷

评分:
6.0 还行

原名:My Man Godfrey又名:我的高德弗里 / 妙管家

分类:喜剧 / 爱情 /  美国  1936 

简介: 《我的高德弗里》由一处破败的垃圾场开始,尖锐地嘲笑了贵族们无聊透顶的“狩猎”游戏

更新时间:2021-05-20

我的戈弗雷影评:社会性,浅谈神经喜剧的叙事策略和被遗忘者


1934年,哥伦比亚出品了《一夜风流》和《二十世纪快车》两部影片,掀起了好莱坞电影工业十余年之久的神经喜剧热。《我的戈弗雷》出现在神经喜剧的第三个年头,这一有声技术和神经喜剧叙事模式均已成熟的时间点。神经喜剧通过重建快节奏的上流社会浪漫史,统治了大萧条时期的银幕喜剧。

领军人卡普拉更是通过有效重组好莱坞传统的浪漫喜剧,把上流社会和平民阶层这两个平行的世界进行连接,在上流社会风流史中注入朴素的平民主义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的戈弗雷》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遗忘者戈弗雷与一个古怪且富裕的家庭之间的故事。影片以恒摇全景式的绘图布景开场,描绘出灯红酒绿的霓虹城下“被遗忘者”们的落魄处境。

因一场愚蠢的社会名媛活动,与姐姐竞赛的妹妹找到了被遗忘者戈弗雷并获得胜利,就在对这场被羞辱的活动中感到荒诞且不快的戈弗雷准备离开时,妹妹为了报答他将其聘为管家。

事实上,戈弗雷作为迷失在人生路上的高材生,在其后见证了一系列资产主义荒诞、混乱且神经质的事情后,经历了强烈落差对比的戈弗雷醒悟过来,最后不仅挽救了这个破产的家庭,找到人生方向,还抱得美人归。

一.时代背景

1927-1932年,当伟大的哑巴终于开口说话后,好莱坞电影工业迎来了有声化的进程,但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整个30s的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甚至内战边缘。

1930 年,美国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PPDA)颁布的海斯法典到1934年的严格执行,其中对电影表现性、犯罪、粗俗、种族关系、民族情感、宗教、所用语言、影片片名等方面作了近乎苛刻的详细规定,通过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干预,保证影片在道德和政治上不会越轨。

随着好莱坞电影工业里的名人丑闻频起,以及美国清教徒道德观强势回潮,渐渐衍生出当时的淫秽书籍镇压,禁酒令,海斯法典,漫画整风等事件。

(法典颁布之时正值黑帮片盛行,又有很多大制片厂在遵守或逃避之间举棋不定,所以在 1930 年到 1934 年之间,“海斯法典”并没有严格执行。天主教的主教们成立电影审查主教委员会,持续给制片厂施压,好莱坞制片厂继而成立了电影制作守则管理局(PCA),俗称“海斯法典执行局”,海斯委任约瑟夫·布林(Joseph Breen)担任局长,严格执行“海斯法典”条文。【1】)

就在黑帮片等类型片的制片人和导演手足无措的时候,神经喜剧片的成功为迷茫中的人们指点了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这一类型迅速受到观众的追捧,叫好又叫座,更重要的是符合“海斯法典”的各种限制规定,制作神经喜剧片一下成为许多制片厂的共识。

”神经喜剧从根本上要从风格和主题来识别。这种类型是从行为的风格(通过特定的摄影和剪辑技巧)与叙事模式来确立其类型身份,这种叙事模式通过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社会经济冲突来处理性别对抗和情爱。【2】

二.叙事策略和社会因素

1.密集的对白节奏

剧作中充满智慧交锋、妙语连珠的精彩对白,男女主人公斗智斗勇、唇枪舌战成为神经喜剧的看点之一,语速更是以《女友礼拜五》为顶峰。

反观当时的现实情境,平民阶层对于衣食无忧的上流贵族、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或多或少抱有来自心底的不满和愤慨,而观众蓄积的情绪往往在代表各自阶级的男女主人公争吵中得到了有效的发泄,并且这些对白有效地操控着戏剧冲突的强度张力、左右着电影观众的情绪变化,更甚借由主人公之口,在他们的言语中表这着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和暗讽。

另一方面,比起默片时期好莱坞的苦涩爱情,神经喜剧则使得浪漫爱情与语言包袱相互作用,在有效地平衡台词与动作的同时,也黯淡了默片时代滑稽剧的光彩,在有声片这一神秘又新潮的技术还未被观众熟悉前,理想乐观主义悄然上位。在苦难生活中艰难挣扎的百姓,企图沉浸在光影营造的的虚拟梦境暂时麻痹自己,寻求片刻的解脱和情绪的宣泄。

正因如此,电影业也在大萧条中独善其身,也是在这个时期,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走向成熟与完善。

2.神经质的人物形象

霍华德·霍克斯曾经说,他伟大的神经喜剧之一《育婴奇谭》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片中每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没有可以用来衡量角色神志清醒的底线。

是的,神经喜剧世界的主人公们往往如此,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非典型人物,言行不合,所属的阶级常规,招人喜爱又不通世故,生活中一言一行在周围人看起来滑稽可笑,与世俗眼光中的传统定位大相径庭,所以神经喜剧电影主人公多是疯疯癫癫、乖僻且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例如被告知获得千万遗产却只想吹大号的《迪兹先生》,《一夜风流》中为了小白脸而离家出走的富二代小姐,《我的戈弗雷》更是接连提供了宿醉后将马留在卧室中的妹妹,摇身变为猩猩爬上天花板的内向儿子,模仿的惟妙惟肖甚至更像主人的女佣等一系列人物形象。

3.平衡男女对抗

神经喜剧的戏剧冲突几乎都是建立在社会地位悬殊的男女性别战争基础上的,男女主人公定位是“欢喜冤家”。【3】为了保证戏剧冲突的强度,神经喜剧中的女主角通常被塑造的十分强势,她们必须在与男主角的对抗中不落下风,《我的戈弗雷》则更是以一仆二主的方式平衡性别战争,在戏剧周旋中强调社会阶级,增强男女之间的浪漫对抗,保持叙事动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神经喜剧中,解决了男女主角的对抗等同解决了叙事的核心主题,成功的神经喜剧叙事重心永远落在主人公们相互数落、斗智斗勇的场面上,在接下来的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断搬演和延续;唇枪舌剑般的对话展现阶级对立,又在言语中暗含暧昧的性挑逗意味,既规避了MPPDA的审查,又满足着大萧条时代的电影观众口味,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聊以慰籍的精神支柱和宣泄情绪的最佳出口。

银幕上之所以出现男女对等关系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是对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女性身份和地位的考察,从而呼应神经喜剧的社会历史背景。1920 年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出现消费社会,新的大众媒体促进了信息的沟通和全国性价值观的形成,美国妇女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特立独行的“新女性”群体尤其引人注目,成为 1920 年代女性自由与解放最突出的代表。

但随着大萧条的到来,美国妇女的生活状况急转直下,30s美国妇女的婚姻、家庭、就业都受到大萧条的的巨大冲击,她们承受着物质匮乏和精神痛苦的双重磨难,设法应对危机,努力维持家庭和自身的生存,她们不仅经受住了大萧条的考验,而且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神喜女郎

4.加以重视的声音效果

相比较古典好莱坞时期的其他类型电影,神经喜剧是非常甚至极端依赖对话的。有声电影作为新兴事物,在其诞生初期,声音就被当作影片的重要卖点,电影创作者们更是不遗余力的突出声音元素,尤对效果音进行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

普莱斯顿·斯特奇斯拍摄的《棕榈滩的故事》更是提供了一个天才般的想法——调度形式与内容主旨严格排比的虎头豹尾。当故事每每以“从此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做结时,影片却出人意料的从此刻开始,接着是“did they?”,结尾则是看似圆满的好事成双再成双,接着同样是预示着或许并非如此的“枪击玻璃碎”音效,这一在开场过后的第一个主要情节段落。

5.达成共识的阶级矛盾

直到到影片结尾,男女主角最终和解,达成了对立阶级的握手言和,底层平民可以和中产阶级克服意识形态而最终相拥,并且有着对无阶级乌托邦社会的终极信仰。这种平民主义立场与中产阶级观念为此类型电影提供了最强的主题声明,同时作为“美国精神”的核心价值而得到广泛认同,一定程度成为危机中观众聊以慰籍的精神支柱。《浮生若梦》中追求兴趣的年轻人与资本家的孩子,《淑女伊芙》中的骗子与富翁,《我的戈弗雷》的结尾弗雷德先生靠着能把握时代的经济头脑,从被遗忘者一跃翻身,影片还不忘借其之口调侃资产阶级统统落水的大时代环境。

当帷幕缓缓落下,新人步入婚礼殿堂,此刻影院中的观众们沉浸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中,原有的愤懑情绪已然被营造的具有幸福感、满足感的光影幻象悄然替代。

三. “被遗忘的”的被遗忘者

所谓“被遗忘者”是指那些大萧条时期的失业人群,他们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然而以这样的身份作为人物形象的影片似乎也仅仅出现在《一夜风流》,《我的戈弗雷》这类早期作品当中。

1.空间环境的功能

以弗兰克·卡普拉为主导的神经喜剧中,小镇或乡村往往成为重要的叙事空间,其象征的无阶级、乌托邦式的平民色彩。不管是富裕家庭继承人戈弗雷逃避到垃圾街道(《我的戈弗雷》),朗费罗·迪兹继承遗产从佛蒙特州来到了纽约的高楼大厦(《迪兹先生进城》),还是范家成员的平民住宅区(《浮生若梦》),以及新当选的参议员杰斐逊·史密斯从小镇来到华盛顿(《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等。

环比同一时期那些看起来更华丽,更时尚的,更专注于都市或上流人生活的霍华德·霍克斯,乔治·库克,以及新秀普莱斯顿·斯特奇斯的作品。卡普拉则善于将乡下小镇与华丽都市形成对立,既加强性别冲突,也成为一种引申,提供富有成效的叙事动力,那些更加丰富的情节资源来表现神经喜剧的滑稽情境,又有更具内涵的主题意义来实现神经喜剧的社会功能。

2.娱乐至上

后来的神经喜剧往往都在《一夜风流》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尽管这些情侣还是以性别冲突为基础,但是更重要的冲突在于价值观——对金钱、享受等物质价值与和平、自由等精神价值的态度,如果在“精神价值更为重要”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么矛盾就会得以解决,而这往往都指向了生活方式的混乱和阶级身份的误认。

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神经喜剧虽频频指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但却丝毫不关注失业问题。其揭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建立冲突、找到叙事逻辑,并通过再次肯定这个系统和价值来解决这些冲突。包含神经喜剧在内的滑稽打闹喜剧电影中,逻辑清楚地表明了福特主义大众文化中的某种断裂,由相同原则催生的某种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人们不得不将它归功于美国人:通过滑稽打闹喜剧,他们创造了一种为自己的现实寻找平衡砝码的形式。如果在那个现实中,他们将世界交给某种通常无法忍受的规章制度,那么电影就会反过来猛烈地摧毁这些人为规定的秩序。【4】”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状况好转,和其他好莱坞电影类型相比,神经喜剧在没有受到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迅速地衰竭。

【1】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托马斯·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3】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4】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artistisches and amerikanisches》

(做个备份,这一类型还有很多展开的方面,以及二战以后的演变和短暂复兴不做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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