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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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The Last Emperor又名：末代皇帝溥仪(港) / L'ultimo imperatore / Le dernier empereur

分类：剧情 / 传记 / 历史 / 地区：英国意大利中国大陆法国年份：1987

简介：溥仪（尊龙饰）的一生在电影中娓娓道来。他从三岁起登基，年幼的眼光中只有大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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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5-11

末代皇帝影评：如果黄仁宇来拍电影，它将会是这样的

——从《末代皇帝》看电影中的大历史观
都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作为一门时间的科学，在清茶谈话之中，我们往往认为，它是由一连串的机缘巧合所联系起来的；然而在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历史学者黄仁宇就展现了其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此之谓“大历史观”。
当我们谈论电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本文中，本人就借用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观点，来阐述一下我对于有关电影方面的一些拙见。
何谓“大历史观”？不难想到大部分的故事片“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主题——仅从定义上来看，用它来概括黄的“大历史观”在电影中的表现难免“管窥蠡测”，而不能可见一斑；而西班牙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用一部《末代皇帝》，在无意之中对此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黄仁宇所谓“大历史”，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观察历史的脉动。在有限时长的电影世界，把握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容易的；个人认为，最好是以更迭变迁的时代为背景，才不难展现一个历史的趋势。而《末代皇帝》就是立足于这样的时代，变幻莫测，即使成为一朝之君，也无能为力。
反观《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黄的叙事，并不是一般历史读物所惯用的“通史”形式，而是将1587这以平凡而普通的一年，将人物、事件娓娓道来，抽丝剥茧。不管是明万历皇，或是张居正、申时行，甚至清官海瑞、抗倭英雄戚继光、哲学家李贽，都体现了学者黄仁宇“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的思想本质。
不便于直接表达，在电影语言中，导演往往不便于直接“得出结论”，只能靠暗喻的手法。前文提到过的“大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个人认为，其实可以作为大历史中“几个因素无法改变历史的整体趋势”观点的一种佐证。罗曼·波兰斯基导演是讲这类故事的一个高手：他可以细腻如《水中刀》甚至《苔丝》，或是对《雾都孤儿》这样的时代悲剧色彩的作品作出出色的改编；亦可以讲好《钢琴家》、《我控诉》这样的历史故事，而正是这样的故事，往往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
时空交错，娄烨导演的《颐和园》就体现了那一段波涛汹涌却不得而知的历史；虽然着眼于男女学生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但是走到头来，还是难以逃离时代这一话题：尽管个人多么努力的逆流而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时代如此，只能随波逐流，悲剧必然发生。
讲政治隐喻藏在细腻的故事背后，还有姜文、曹保平等人，“个人的目标与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这样制造角色“潜台词”的冲突，是中国第五代或第六代导演中，非常常见的奥援：易于表现，更易于引起情感的共鸣。
回到原题：《末代皇帝》。与众多“传记电影”不同，他详尽地讲述了溥仪波折，却又始终傀儡般的一生。借助溥仪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无助。即使是身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也不能作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定。在我们历史课本的“上帝视角”下，清帝退位，只是非常轻描淡写的一笔——在历史的发展趋势之中显得理所应当：可怜登基年幼，涉世未深。1912年2月，可怜如他，向天下告示了那一封连他自己也蒙在鼓里的清帝退位诏书；可怜如他，连自己亲生母亲都欺骗他，任张謇等人将它继承下来的帝国拱手让给并不比它贤明几分的袁世凯先生——直到在共产党人的历史书里，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在来回交错的颠倒蒙太奇之中，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宏伟的历史图景；“从不同的角度看历史事件”是历史题材电影纪实性和故事性有机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末代皇帝》的设置，就是对此的一个绝佳例证：溥仪，以他独特的方式，走过了中华历史之中极为特殊的六十年。
当学者们忙着“南渡北归”时，他如笼中之鸟困于紫禁城中；当同龄学生为了巴黎和会耻辱的“二十一条”走上街头而宣扬着他们的爱国热忱时，他在紫禁的围墙内不明所以；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又受控于他的逋逃薮“满洲国”，沦为侵华工具。
那么上文絮絮叨叨的“大历史观”体现在何处？试想，即使太师王国维没有在颐和园那“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溘然长逝，溥仪继续在他“忠悫”恩师的指导下走完他悲惨的一生；即使恩师庄士敦没有到来，给他传输先进的知识，赐予他“出国留学”的美好幻想，那么溥仪总体的人生轨迹，也不会因此看似细小实则重大的细节而改变。他会继续愚昧、无助，甚至被人操控。
说句题外话，个人认为，若将庄士敦到来后王国维的投湖自尽的史实加入影片情节之中，可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反映时代下伟人的个人悲剧。
如果说溥仪是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工具，是日军仅略中华的工具，那么将《末代皇帝》一片描述成“一位工具人的悲惨一生”便再合适不过。这并不是一部影片能够出类拔萃的真实原因，是影片“大历史观”背后反映出来的历史史实。所以，如果说黄仁宇用明史来表现自己的大历史观，那么本片应该可以说得上其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延续。
黄在其文章《<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提到，“大历史观不是仅从书本上就可以看到的。”当然，仅仅着眼于影片的内容，在电影中我们也同样看不到这样的思想。这就有了黄著名的那句话：“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不是说一个世纪中所有的人物都不存在贤愚得失，但是他们不足以更改历史发展的程序，咒骂或过度褒奖某一个人的过失都是瞽言刍议：
·民国肇造，军阀割据。这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形成，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力量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内生效。省区外的竞争，更容易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当时中国的任务就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之间敷设制度性的之上而下的联系，才能以经济和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举了这么多例子，不难看出，时势需要，不可能亦能成为可能。
同样立足于这一段历史的国产佳作《霸王别姬》，暂且不分析人物“理想与现实”的心理和主题，在历史背景的设置，此片依旧匠心独运。人物程蝶衣的悲剧亦为“国粹”京剧的悲剧，吉光片羽，在时代更迭之中翻转命运的塔罗牌，几乎是做不到的。
古今中外，历史的潮流始终如此。“黑帮颂歌”《爱尔兰人》，“歌舞承平”《歌厅》，都在展现各自主题的同时，展现澒洞的历史观——正应了黄仁宇那句“我只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化除成见。”
不管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还是婉容、文秀，最后都没能主导自己的命运：与其将招致其个人悲剧的彀中归咎于个人的过失，不妨看看时代的乖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正如个人非常喜欢的《海上钢琴师》和《醉乡民谣》一样，所有噍类，因时代而生，因时代而亡。
《末代皇帝》的配乐坂本龙一也是登峰造极，无论是中国亦或西洋的古典乐器、日本小调音乐，还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打江山”的红歌，信手拈来，毫不违和——个人认为，是坂本龙一，赋予了电影配乐以“时空”的性质。
最后，“大历史观”只是表现电影的一种视野，而不能因此评定电影的好坏：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作品往往融入了时代的隐喻；科恩兄弟先构建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再展现其中小人物的遭遇；昆汀导演“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其独到的黑色幽默，用电影给我们造梦。
另一方面，即使是违背大历史观的小部分传记片，也能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言而总之，故事和“如何讲好故事”，才是评定一部电影的不二法则——在此，用讲电影的方式对学者黄仁宇致敬。
2020.4.15
作于家中
（首发于“二十二岛主”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