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自1950年代高中生涯以来，一直广泛地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她的创作一向表现出极大的神话倾向和女性关怀意识。但她却从未写过这样一本书。
“如果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的。我的其中一项原则是，我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所言历史的“噩梦”中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已经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玩意儿，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俗话说，上帝显身于细节。魔鬼也是。”
《使女的故事》是继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之后，较为出色的反乌托邦小说。该书自1985年出版以来，荣获包括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奖、《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年度最佳小说奖等，其魅力经久不衰，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研究的热点。经年累月，《使女的故事》有了许多种形式。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被拍成了电影，被改编成了戏剧及芭蕾舞，也被改写成一本绘本。2017年4月，它作为电视剧在MGM/Hulu播出，原著曾利用大量艺术史典型的色彩暗示和象征隐喻，电视剧版也延续了这个特点。《使女的故事》播出后，一举拿下第69届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奖，并且于当晚横扫了其他4项大奖。
《使女的故事》最初的名字是《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人的名，“弗雷德”，再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中的后缀“森”(son)。这个名字里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直到最后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我回答，因为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的姓名都被更改了，或者干脆消失了。有人推断奥芙弗雷德的真实姓名是琼，因为使女们在寝室里聊的所有名字里，只有“琼”这个名字再也没出现过。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它说得通，因此读者也尽可以采纳。”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写作的过程中，将小说名字改成了“使女的故事”，一部分原因是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是引入童话和民间故事色彩：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的、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3节
《使女的故事》讲述了11世纪初发生在极右势力原教旨主义者统治的反乌托邦基列国的故事。由于全球环境污染与日俱增，人类的精子数量正在悄然下降，化学污染、放射线、电磁波、噪音等外界环境的恶化对于人类的精子犹如凶猛的杀手。因此，在基列社会内，大部分人患上了不孕症，家庭的生育功能几乎已不复存在，于是少数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则被迫成为了“使女”，一个“行走的子宫”。而“使女”这个词正是源于上文《圣经·创世纪》中，拉结自己不育，但是为了和姐姐竞争将其使女辟拉送给丈夫作妾以代替生育后代。
使女们被迫分配到各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大主教”家中负责生育，虽然表面上也像是家庭中的一份子，但是实际上，她们从来都不是以一个“人”的价值存在的。她们统一身穿朱红色长袍，在大教主一家及嬷嬷们看来，这朱红色好似借鉴了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犹太新娘》(The Jewish bride)，我们可以看到，伦勃朗在画中运用两种色调：男子衣服的金黄色，以及女子同样也是朱红色裙子、橘红色上衣，但是比使女要华丽许多，朱红色通常让人感受到喜庆的愉悦，伦勃朗用重彩浓笔渲染出美好、亲切、几近虔诚的气氛。画中的女性一只手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这其实象征着为生育而结合的神圣。
然而事实上，这抹朱红色并不像剧中沃特福德夫人说的那样代表“幸运”，反而是使女们分娩时血液的颜色。同时也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红色那样，通奸罪犯的海丝特·白兰抱着罪恶的果实——女儿珠儿站在绞刑台上示众，她胸前佩戴着耻辱的红色A 字。她受到宗教和公众的审判，代表着淫荡与不洁。霍桑说：“……我不免要摘下一朵(野玫瑰)呈献给读者。但愿它能用来象征在讲述这个有关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芳菲清新的道德之花，并用它来缓解一下故事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局。”
“使女”始终戴着中世纪的白色帽子，致使她们的视线永远垂下，目不斜视，如若目露不敬之光，则会遭剜目之刑，因为生育工具不需要眼睛。那明晃晃的白色檐帽，象征着无情无欲的洁净，而宽大的帽檐恰好遮住脸颊，将她们与外界永远阻隔。在中世纪，西方认为女性的头发代表性欲，所以“好女孩”都将秀发窝藏在帽中。比如下面这张罗吉尔·凡·德尔·韦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这张《戴头巾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a Winged Bonnet)，还有荷尔拜因(Holbein Hans The Younger)《白色头巾的年轻女子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With A White Coif)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地、浓浓地禁欲之风。
基列国大主教的“正妻”们，统一身穿高贵的“圣母蓝”长袍，以示对丈夫的绝对忠诚。事实上，从自然中提炼蓝色颜料的工艺十分复杂，造价极为昂贵。在古代欧洲，由于当地并不产制作蓝色所须的青金石，想得到蓝色颜料必须依赖于进口。因此，拉丁文称蓝色为“ultramarine”，意为：海的彼岸。当青金石到达欧洲，还需50个步骤，来分离出只有10%的颜料。因此，这种蓝色颜料的价格甚至超过了黄金。这种昂贵的颜色，自然大部分只能被使用在宗教图画中，来表达人们对信仰的尊敬。在《圣经·旧约》中常常提到一种紫色（受工艺和日照因素影响，这里的紫色其实就是深蓝色）。例如“司祭的衣服是用紫色制成的”、“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做上繸头；衣边的每个繸头，应用紫绳系着”。这些紫色（深蓝）其实就代表着遵循和服从。在中世纪画作里，圣母就常常身穿青色长袍，在嵌金背景的衬托下，威严尊贵。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的《阿诺芬尼肖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全名:Portrait of Giovanni Arnolfini and his Wife，又译:"乔凡尼·阿诺芬尼夫妇像 "或"阿诺菲尼夫妇 ")里的女人高高耸起的腹部实际就是假孕，她虔诚地微低着头，伸出右手表示永作丈夫的忠实伴侣。
全剧最诡异的地方在于，使女的授精仪式是在所有人的见证下进行，并且还要宣读圣经，随后使女仰面躺着，“山谷里的百合”的香味弥漫在四周，凉飕飕的。大教主夫人两腿张开，使女躺在中间，头放在夫人的肚子上，她的耻骨正好顶在使女头颅底部，大腿分别放置在使女身体两侧。使女高举双臂，这样大教主夫人可以抓着她的两只手，这个动作其实表示她俩是合二为一、浑然一体的，但实际上意味着夫人的高高在上，是驾驭者。使女的红裙子卷在腰部，只到腰部，下面大教主正动作着。这个场面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分明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就连强奸也无法涵而盖之。大教主夫人至始至终都紧拽着使女的手，仿佛大教主干的是她自己，仿佛她能够感受到身体上的愉悦和疼痛。
仪式结束后，夫人松开使女的手，“你可以起来了。”她说，“起来，出去。”
分娩时，使女和大教主夫人也始终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夫人爬上产凳，居高临下地坐在使女后面的座位上，做着相同的动作，她们的一呼一吸，甚至是阵痛引起的嘶声尖叫，夫人都进行着机械地复刻，“吸气，吸气。”“屏气，屏气。呼气，呼气。”不同于使女的是，她们的脸上并没有分娩时的痛苦、紧张与不安，取而代之的是兴奋、期待与骄傲。生产后，使女的孩子理所应当地放进她的怀里，夫人低头俯视婴儿，似乎她是一束花，一件战利品，一个供品。这样看来，她们不过就像双簧一样。怪诞乎？荒唐乎？但这就是剧中的现实。
阿特伍德在1999年就曾经说过，“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这些历史（相当一部分甚至是现实）包括焚书，基列国把书烧掉，禁止阅读，一经发现，第一次切手指；第二次剁手；党卫军的生命之泉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和避孕、蓄奴制；一夫多妻制；基要主义派别接管新泽西天主教团体，这一派别把妻子叫做“handmaidens”……
第13集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