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森林2

《秘密森林》无论是从叙事还是表演的角度，都突破了韩剧的常规。从2017年到2020年，它的续集更是没有辜负大家的等待。李秀妍，这位中文系毕业的女编剧，是剧集成功的最大关键。在阅读了上部的剧本之后，我由衷地感慨，也许我们一直以来给予了戏剧文学较少的关切，往往冠以“通俗”二字，但李秀妍完全颠覆了这种成见。

诚如作者所说，《秘密森林1》更接近于幻想。这个故事讲的是由性招待事件中的掮客之死所引发的韩国上层高官与财团利益网络的浮现。核心案件是金佳英案，核心人物是李彰俊——由于和财团上层联姻而被牵扯进这个利益网络，演变为一个“怪物”，最终以一己之死揭露黑暗的一角。李彰俊在这一部中太具“上帝视角”，围绕这个人物的爱情、抱负、信仰和死亡，都显得不够真实，尽管他使故事吸引了观众的热血和热泪。

令人没想到的是，《秘密森林2》选择了一个现实的切入点：从去年初开始发生于韩国检警由于调查权调整而产生的矛盾声浪，吸引了李作家的注意力。因而故事转变成在检警争权背景由下一系列案件串联起来的韩国司法改革变局。没有了英雄，其实也没有足够“反”的反派。很难讲这次的核心人物是谁，而核心案件变成了三个：统营海滩案、细谷派出所案、别墅案，每一个都不够“大”，不够戏剧化，演绎和观影的难度也更大了。它描述了一个处处流露出破绽的社会，这些破绽微小到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对抗它们的努力是如此令人疲倦和无处安放。在被问及“第二部到底想表达什么”时，李秀妍说，为了更好的世界。而通往这个世界的道路在哪里，解决方案已经从李彰俊那样类神的牺牲转向没有一个具体人格可以代表、但存在于所有人细碎的劳作之中的脚踏实地。

由于依托于现实，看第二部，必须先了解韩国检警冲突的背景和韩国司法改革的现状：韩国检察系统一直因权力过大、滋生腐败、试图影响政治而令人诟病。该系统垄断了起诉权、立案和结案权、嫌犯逮捕权和释放权等，对上独立于法务部长（即司法部长）作业，对下领导警察侦查，权力之大可谓全球独一份。这固然能赋予检察官不畏政府压力独立调查的空间，但亦滋生了与政商勾结的腐败行为，甚至出现检察官狙击改革派政客、窒碍司法改革的滥权之举，这也是韩国“检察共和国”别名的由来。文在寅上台后，承诺进行司法改革，削减韩国检方的权力，虽然受到重重阻碍，但随着《关于设立高层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法案》和设立调整检警侦查权的法案在国会通过，文在寅政府的检察改革的立法工作目前已全部收官。

和现实中的纷争总会以“东风压倒西风”为结局不同，作家没有显著的站队。她让两位主角——检察官黄始木和警察韩汝真从职务上竟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真是神来之笔。与无论于公还是于私都针锋相对的禹泰河—崔光不同，黄和韩不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即禹所谓“一条船上的”）而是由于共同的坚持而对立。准确地讲，禹、崔，以及这条船上的其他人如情报局长、搜查局长，联合他们的是共同的恐惧，那种恐惧曾经吞没了李彰俊，也曾使姜元哲动摇，但无论是选择搭档还是对立，联合黄和韩的却是对正义的追逐。这种追逐最终让他们相互助力、并肩作战。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英雄的男性配备一个善良女性”的故事，那种故事99%的可能性都是转向专心恋爱了。首先，黄始木和韩汝真是有破绽的。没错，破绽也存在于两位正义的先驱者身上，这比存在于李彰俊那样的“受污染无法逃生”和徐东宰那样的“市侩的利己主义者”身上更真实。黄始木从来就不是个英雄。他的脑部有严重的损伤，不能感知到喜怒哀乐，几近“残暴”，缺乏同情，冷静得“毫无人性”，他不是因为从情感上对正义的热爱，而是因为只擅长处理不需要情感介入的事情，才选择了当检察官，因此情感缺失尽管有助于冷静分析，同时也成为他的软肋。这个软肋，在第一部永恩秀之死时体现得更加明显，黄始木被恐怖的噩梦笼罩、发生耳鸣，在第二部中，永恩秀的死也被他反复揣摩、难以忘怀。与其说这是因为“黄检生平第一次对女人动了情”，还不如说他发现了在工作中时常带来益处的极端理智竟然是一种生理缺陷，他的教训太过深刻，而他靠自己并不能轻易摆脱。韩汝真更不是英雄，在第一部中她没有黄的缜密思维，她对自己的智慧有很深的怀疑，以至把永恩秀的遭遇归咎于自己“想得太少”；在第二部中她由于行政岗位一度几乎要迷失自己原来的方向，她开始怀疑起自己引以为傲的人本主义，但她同样无法挣脱自己的感情，只能一醉方休。

其次，黄和韩对正义的追逐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没有感情维度的黄始木，做事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合法。他的汽车后备箱放着成捆的法律书籍，那构成了他的大脑。因此，他非常注重细节，反复求证，因为他相信真相并不存在于人心，而是存在于大量的证据和逻辑编码之中，他不信任人性，或者说他就没有考虑过信任人性这件事情。黄始木的梦，是编剧安排的解读这个角色的钥匙。第一部中，他梦见儿时的自己向母亲大哭求助，而母亲缓缓抬起头，却是流血死亡的永恩秀的模样，他是一个令家人感到不幸的病人，他的求助从来也没有起到过效果，因此他遗忘了母亲的存在，那是一个比死亡更巨大的死，事实上，第二部揭晓了他母亲还活着，但有时候一个人的存在并不能带来安慰，人与人的真实的触碰却能，可是黄感受不到。第二部中，他梦见西部地检的昔日同仁们——李彰俊、徐东宰、姜元哲、还有永恩秀，在光中谈笑，如此意气风发，如此地现代，充满检察官不容置疑的威严和光荣。这是个梦，但这是黄始木情感唯一的线索——如果说他也有类似于人性之爱的那种感情，他也极其小心翼翼地、全部诉诸了最保守的法律的力量。在刚正无阿的法律的体系、理性的力量、正义的仁慈中，所有的求助都得到了回应，所有的哭泣都被安慰，他不需要把最重要的诉求——对被爱的肯定和安全感放在人心这种最不稳定的条件下。相反地，从头到尾都彰显着人性力量的韩汝真，她更倾向于儒家的无讼。相较黄始木对法的讲求，韩汝真其实更尊重礼。对于韩国社会而言，就跟中国一样，法其实是很近的一件事情，是舶来品，也是属于如黄始木这样的检察官等执法人员、从业人员的一种专门知识，它在由西方移植过来的过程中要面临一个“根系”的问题，即，它对于东亚的土壤而言是没有根的。“法，从水，平之如水”，法律在东亚世界更像是一种水一般的压倒性的力量，“法官”这个词本身就更注重“官”的性质。如黄始木追求的那种程序公平固然理想，但未必完全符合东亚的传统。因此，肤浅的移植只不过是名词的改变：讼师改称律师，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但不意味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也就是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韩汝真相信每个人内部未被唤醒的力量，即礼治秩序，如果说黄始木这个人对现实而言太过理想，韩汝真则更为亲切。人本主义者韩汝真，可以在擒获尹科长的瞬间，在愤怒的同时感到遗憾和同情；可以在面对金佳英的时候夹杂着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各种情绪；又可以在警察署署长落网之余唏嘘感叹，在崔团长走失之时更多地体味同僚之情，在体制的崩塌之下感到痛心……这并不是说她公私不分。在第一部末尾，虽然只有一丝的可能性，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对黄始木举起了枪，她不会因为个人感情服囿于真相的让渡。因此，要让西方的法，成功地移植到东亚，并成为我们的自然生长物，绝非易事，唯有以韩汝真的基于人性现实的尊重与体察，结合黄始木的法律资源，唯有礼乐的重建，加上制度裁量，才有可能，如同他们二人的名字那样，栩栩如真、初生之树，最终成林。

也由于借鉴了现实中的纷争与司法改革，第二部引人思考社会发展的机会更多。如果说当代韩国影视有两个明显的倾向，第一个以金基德、许秦豪、洪尚秀等导演为标志，是站在一个偏文化的角度，第二个就是以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等为旗手，站在社会反思的视角。李秀妍作为编剧也毫不回避自己社会反思的视角，在第二部中她写到了“民意”的力量。有趣的是，民意也是一种舶来品。从70年代Patty Smith高歌的“people have the power”到阿曼达•戈曼在拜登就职日朗诵出的“我们知道了安静不总是意味着和睦/还有规范与观念只不过是清规戒律”，民意仿佛从来都是某个国家的独创，而作为东亚人的我们似乎自卑到只能从英语中寻找自己的尊严以及可以为之战斗的器械。李秀妍写到了互联网。在三个并不复杂的小案件中，“键盘侠”发挥了独特、强大的作用。在一次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发言人的检察官和警官们表情平静地与“民意”对话。固然，心理强大如黄始木者可以善用民意，感情脆弱如永恩秀者，又足以被民意所打倒，正是为着世人的舆论、父亲的清誉，她才付出了生命。清誉，对于真正清白的人来说，又算什么呢？然而，又有几人可以“真正清白”呢？民意是基于愤怒，愤怒是基于人与生俱来的对公义的追寻，这本来是没有错的；但民意同时又嗜血如命，“革命最终吞噬的是自己的儿女”，在革命这种东西抵达地球的这个角落之前，我们并不能清楚地命名民意，然而报复也总是停留在市井读物和江湖传说中。回到李秀妍所写作的韩国，作者在落笔的同时，何尝不是在倾诉，这个仇恨与报复周而复始的国家，仿佛永远也不得善终呢？当“power”真给到了人民，谁来规范民意，谁可以带来和睦？第二部最终并没有答案，也没有和睦、止息的结局，而是把这个未来“更好的世界”交给了真正马不停蹄、脚踏实地赶往下一站的工作着的人们。在一众男性编导怀着“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般燃烧的“破”的冲动时，李秀妍这样的女性作者却给出了“立”的盼望，以及构想的余地。她没有带来一种“一次性、永远地”救赎，只有黄始木和韩汝真在落寞中碰杯：

未来会好吗？

——也许会吧。总归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