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萨德

评分：

6.0 还行

原名：Marat/Sade又名：根据玛卢奇·德萨德的表演改编由沙朗顿精神病院患者们演出的对让·保罗·马拉特的迫害与暗杀

分类：剧情 / 音乐 / 历史 / 地区：英国年份：1967

简介：在一个精神病院，萨德侯爵排了一出关于让·保罗·马拉弥留之际的戏剧，而演员均是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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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4-08

马拉/萨德影评：疯癫乌托邦

疯癫乌托邦

上世纪六十年代，剧作家彼得·魏斯取材于马拉之死事件创作出了历史文献剧《马拉/萨德》，全名为《德·萨德先生导演、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的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故事》。导演彼得·布鲁克将其进行处理并巡回演出，整个欧洲戏剧界都为之震撼。至今，我们仍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彼得·布鲁克所导演《马拉/萨德》的电影版本。

作为一部极具风格化与先锋魅力的实验戏剧，《马拉/萨德》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譬如说彼得·魏斯在创作“文献剧”时的选材手法，“叙事体戏剧”的一次实践，“演员-疯子”双重身份的表演技巧，小剧场空间性的发挥等等。戏剧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同样值得关注：萨德、马拉、科黛这三位主角在剧中都为精神病患者。此外，科黛的情夫杜佩雷是色情狂，前神父雅克·鲁身着束缚精神病人的上衣，四个歌手精神病服外套着戏剧服装，医院众病人也都在戏剧中担任某种角色。

人物形象设置本身便具有哲理性与寓言化象征，这便是《马拉/萨德》剧本的魅力之一。剧作家试图对文明社会的架构进行模仿：在法国一家封闭的精神病院里，不仅有象征权力形式的贵族、议员、革命家、保皇派和神父，也有象征法兰西的失贞疯女和象征普通民众的众精神病人。社会系统已初具雏形，只不过在现实生活种马拉和萨德都是影响历史走向的关键人物，而在戏剧中，他们成为被疯子，精神病院也俨然成为一种隐喻，暗示着观众可将这个演出戏剧的精神病院和病人，看做一个与社会理性层面相反的非理性层面存在。

不如先来看剧中的“理性”。

象征普通民众的疯人不会无缘无故要革命，戏剧开场，剧作家让疯人以歌声叙述革命的种种原因。教士、军官、富商、廷臣都对疯人的剥削，操纵市场、囤积居奇、中饱私囊、侵占土地等行为扰乱了国家秩序，疯人揭竿而起，是为了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彼得·布鲁克让演员在舞台上舞蹈，狂叫。我不禁思索：革命将至，或许还会有人保持理性，只不过在无法逃离的精神病院中，疯癫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马拉最先投身革命也是为捍卫民众的生存，然而体现其转变的第十一场，彼得·魏斯用哑剧表达了马拉处决贵族的场景。当贵族被斩首时，众人欢呼，马拉称这是为了补偿过去民众为贵族做出的牺牲。无声处刑的下一场为马拉与萨德的对话，萨德向马拉说起达米安被处决的事件，并在舞台上将达米安的死亡细节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剧本的演出具有了残酷戏剧的色彩，而他却将其称为“人民的节日”，其言语中隐隐预示：革命会带来疯癫，处刑可能是一个开口。

开口一旦打开，疯癫随之而来，民众如此，马拉亦是。从有序向无序，世界一天天混乱下去。
第十五场中，马拉和萨德继续对话。“你蜷缩着身子游泳/怀着你对世界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已经同外界情况不相符合/你要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现实生活却把你逼得走投无路。”面对革命的瓶颈，马拉却认为有人受封建贵族思想感染而利欲熏心，于是在第十九场中，马拉声称要“在革命的过程中/半心半意的同路人/必须从队伍中驱逐出去”，雅克·鲁的鼓动失败，马拉和民众的革命机器在处刑贵族、铲除异己后，将继续吞噬更多与其意志相悖的事物——至此，剧作家在舞台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理性向非理性倒退的过程。

倘若以剧作家为我们所提供的思路思考马拉与萨德，其实两人有相似之处：马拉屠戮世界，萨德凌虐个人。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力代言人，在戏剧《马拉/萨德》中，剧作家反而呈现了施虐症萨德受虐的一幕：在第二十一场，他遭到科黛的鞭打。萨德的鞭打原因是“在一个犯罪的社会里/我从自己身上把犯罪的因素挖掘出来/为了去研究它们/并非而去研究我所生活的时代”，萨德对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嗤之以鼻，此举无疑是人性实验，与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践行。

第二十五场中，四个歌手疑问马拉是否仍有清醒的神志，是否还能给人们解释这个世界。剧作家又独具特色地设置了第二十六场来展示马拉的种种面孔，多人上场来讲述马拉：教师说马拉便有暴力倾向，母亲称马拉一直受鞭打，等等。以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这些都可视为前史，藏在马拉潜意识的暗流之中，其可激发人类灵魂中的野蛮兽性，诱使理性丧失。而马拉就在往事的种种幻觉中进行革命事业，疯人合唱队又连祷经文般逼问革命结果，发出不愿等到明天的诉求。内外两种力量齐头并进，旧日创伤与社会氛围终迫使马拉疯癫，他将与革命事业难舍难分。马拉被打倒又被神化，哪怕没有拥趸，他也将在法国大革命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下去——摧毁旧秩序是痛快的，建立新秩序要困难许多，剧情发展至此，病院便成为巨大不安的象征，似乎变成一艘“疯人船”缓缓离开理性与文明的码头，马拉掌舵，而萨德认为民众不过是找到一个“好把一切责任推卸到他身上/他们将把他称作噬血魔王”的代罪者。

临近戏剧的尾声，妄想症病人马拉坐在浴缸里，不仅精神处于疯癫状态、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甚至连基本的行动能力也丧失。而他成为大革命中的偶像，马拉死了，空气中仍然蔓延疯癫的意象。民众激战，彻底清除了保皇党，事态进展势如破竹。“在里昂城我们杀一儆百/一下砍掉三千人的脑袋。”音乐响起，疯人们排列成队伍在舞台上齐步走动，高呼要“穿沙漠，过雪原，漂洋过海/把霸权向四面八方扩展/把幸福带给全人类”，身为统治者身份精神病院院长库米尔，也随之喊出“皇帝和民族万岁！/我们夏朗东疗养院/万岁！”的话语。在历史书中，我们将其称为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而在戏剧中，剧作家和导演将他们从“民众”的群体概念中剥离出来，使之不再抽象，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疯人在舞台上跳跃直到演出完毕，显现的是萨德所提“残忍的快乐”，暴力欲望的满足能让疯人忘却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与荒唐。

我们可发现，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对笃信人性本恶的萨德想要消灭一切人类，而马拉，起先是为了反抗社会不公，最终也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诚如他在剧中所言：“我们原先估计，死几百人也就可以/后来我们看到，死几千人还嫌太少”。终于，马拉和萨德不论从何处出发，都和投身革命的大众殊途同归，走向了同样的暴力之路。

理性终于毁灭了。

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疯癫似乎有变成明智的可能，文学的神妙则在于能让疯癫成功地向智慧过渡。俄罗斯文学中常有圣愚的形象，李尔王在荒原中呼喊方知命运无常，人性逐渐显现，疯癫者由此获得救赎。但是彼得·魏斯却反其道而行，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由理智向疯癫的相反过程。疯癫呈现出禁忌与狂欢的二律背反：疯人被主流社会排斥，而在作为福柯所言“一种文明产物”的疯癫中，我们能从社会集体性的疯癫中窥见最赤裸与不加掩饰的人性的欢狂。

于是，在戏剧中所有人都疯了，没有救赎，但在狂乱喊叫中仍有理智的声音。雅克·鲁在坚持呼喊：“什么时候你们才学会看？/什么时候你们才终于明白？”萨德高高而立，大笑。萨德曾言，“在我们的同类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令人震惊……自然赋予野蛮与血腥的性格，这就是生命的本来目的”，“谋杀、战争或是致人死命”才是自然的意义；此时，萨德一语成谶。
戏剧并未达到净化的作用，而如萨德之鞭一样鞭笞了我们的文明。

观看完《马拉/萨德》之后，思绪也变迟钝。忍不住想，这是一部否定的戏剧。站在《马拉/萨德》的视角俯瞰人类社会，剧作家既否定了大众和革命，又否定了宗教和贵族，否定当权者，否定拿破仑。马拉杀了人，马拉被人杀，幕落，舞台上再也没有胜利者。愚蠢与性本恶交织，终成疯癫，无怪乎福柯所言：“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

如是观之，文明和暴力、理智和疯癫都不过是一种选择，相比起疯癫的力量，文明是如此脆弱不堪。我犹疑自己是否已逃离法兰西的精神病院，倘若没有，又该怎样克制体内蛰伏着的某种疯狂。而如何在索多玛之城中保持理性与应有的尊严，则是历史抛给每个具有现代性思维人类的共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