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旗帜

伊斯特伍德拍出了一场战争的实质---无关英雄，无关正义，有的只是国家利益至上。而在其中，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官方政府用来引导民众走向符合自身需求之方向的工具。从政治上说，他们需要英雄插起的旗帜，来宣扬美国的战争胜利，从而彰显自身决策的正确性。从金融上说，他们需要英雄来鼓动民众在爱国情怀之下的感性，来认购战争国债，从而缓解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英雄成为了政府愚民的一种手段。

在电影的开头部分，伊斯特伍德就用了数个镜头，去展现民众拿到报纸上的插旗照片时的状态----随着报纸被送报工扔在千家万户，这张照片，以及照片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怀与英雄主义，随着一声声的赞叹，传遍了全美国。而有了群众对英雄的心理认同基础，伊斯特伍德也就不在群众层面上做过多停留，而是马上转入了自己的核心主题部分：对政府的矛头调转----报纸马上出现在了军队官员的手中，并且开始递交给白宫，探讨下一步对英雄资源的最大化收益。

事实上，政府对英雄的对待，以及英雄对于自身的对待，在电影里被伊斯特伍德刻意地组成了一个高度的对等关系，并将这种对等延续了整个片子，用这组关系来批判了白宫方对待军人和战争的态度。为了强化这种对抗关系的存在感，伊斯特伍德没有按照时间轴的正向来做叙事，而是将硫磺岛部分和本土部分进行穿插，贯彻始终。这就构成了“白宫对军人的利用”与“军人在战争中感受到的自我实质”的连续交叉。

首先，站在歌功颂德的鲜花、掌声、镁光灯环伺之中，军人会在一瞬间感受到英雄的自我认知，但这样的自我认知会在转瞬之间被摧毁，镁光灯会变成照明弹，插旗的蛋糕洒上的红色草莓酱会变成士兵流出的鲜血。这些事物会让军人在内心中所受到的巨大恐惧与冲击马上浮现，而带领着军人回到那个战场之中，去被迫直面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实质定位：于战火纷飞中，抛飞的肢体，残破的头颅，望不到边际的尸体，与敌人毫无仁慈可言的白刃交接与火烧水淹。这样的交叉，揭示了军人的内心深处：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在战场上的厮杀也没有过多的“为国而战”或民族大义感受，有的更多是单纯的恐惧和求生的意念。而这一切通过与本土部分的交叉，自然而然地与政府对他们的英雄包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传美化中的插旗英雄，与英雄本人心中对战争的巨大恐惧。事实上，这样的恐惧，在建队即将登岛作战之时已经昭然若揭----伴随着宣布战斗的通告声音，刚刚还在嬉闹的士兵们陷入死寂，在伊斯特伍德的暗色调打光与移动摄像机之下，凝住不动的他们宛若身处地狱的僵死之人。

第二层对比，则发生在政府与军人对“个体士兵”身份的不同态度之间。在战争部分中，军人之间嬉笑打闹，好似一伙兄弟，就连本可调离战场的士官也自愿留下，希望能够带领士兵活着走出战斗。这就奠定了士兵与士兵之间彼此认同的基础。而在战斗中，与自己朝夕相处、每日互相呼喊着姓名的战友失去生命。在战斗的部分中，伊斯特伍德频繁地让镜头转换到主角的第一视角，让观众能够跟随他们的眼睛去看到战友残破的躯体，从而感受到目睹一个个战友离去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一场战斗中失去的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具体名字。而相对应地，在本土部分，政府方面却并不重视个体士兵的身份，而是将他们当做了一个简单的工具。

对于这一点，伊斯特伍德在片中使用了哈伦这个战死士兵的身份，让军人与政府围绕“是否承认哈伦是照片中的人”这件事，来进行冲突和对比，从而表现出了双方态度的截然相反。首先，哈伦的母亲，在那张照片中准确地认出了自己的儿子。而哈伦的两名战友，也始终坚持着“照片上的是哈伦”，甚至不惜为此与想要回国、接受英雄荣耀的传令兵产生了从回国前到活动中的多次矛盾。

而另一边，在政府看来，照片中的人物确切身份显然并不重要----在与财政部长讨论促销国债的段落中，当财政部长得知照片中人的身份弄错时，明确地指出了“你们要为了公开这件事而让国债无人收购吗”的问题，表达了“掩盖照片人正确身份，继续英雄游行”的决定。而孜孜不倦于英雄身份、奢望以此身份换取美满人生、三人中最坦然自若地接受着献媚与欢呼的传令兵，也在接受照片中人身份确认时搞了乌龙。显然，对于想要利用英雄身份的政府与传令兵来说，这张照片上的人，作为个体而言毫无价值，其全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照片所透露出的“战争胜利”“”“民众引导”作用，他们需要的只是找到能够让英雄游行开办下去的存活军人，而非照片中身份无误但已经丧命的正确军人。

可以说，这样的揭示力度是非常尖锐的：就像很多电影与社会评论中经常表达的那样，对于高层来说，一切的牺牲都不是个体牺牲的叠加，而只是一个统计而成的数字。事实上，在电影里，伊斯特伍德还给出了一个非常隐秘的手法，将这一层表达的矛头升级，指向了作为政府最高机关的白宫----当总统接见三个主角时，他先是准确说出了三人的姓名与出身，然后转向照片寻求身份解说，但段落却在这里戛然而止。显然，伊斯特伍德的意思是：对于活着的三人，总统需要表彰，来让他们为己所用，感召民众、促销国债，因此有必要去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对于已经死去的其他军人，无法为自己再参与荣耀游行，则并无太大必要去明确每一个人的身份，稍作场面即可。

而在传令兵身上，伊斯特伍德也穿起了又一条主线。他是唯一一个较为认可自身英雄身份，所谋者与政府类似，希望用自己的英雄光环来获取一些东西的。而在一开始，他也确实睁眼说瞎话，为了实现英雄游行而含糊了照片中人的身份，没有将真相告知上级。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他，也终究无法逃离战争所带来的恐惧。作为电影的主角，他实现了从青年到老年的完整线索演进。首先，从被动角度上，青年之时的他想要运用英雄身份，却在回国的飞机上被军官提及“你还会回硫磺岛打仗”，而在即将以英雄身份受到上级接见之时，也突然遭遇了罗斯福逝世的重大变故而接见取消。在这两件被动的事件中，伊斯特伍德压制了传令兵的英雄身份，强调了他的士兵身份，这无疑是一次巧妙的暗示：即使再想成为英雄，他也终究不能成功，始终还是那个挣扎于战争之恐惧炼狱的士兵。而在主动角度上，他也时而表现着自己内心中的深层想法：在演讲中，他表示“我们并不是英雄，尤其是我，死去的人才是英雄”，表达了对死去战友的尊重，并在最终实现了与一直存在矛盾的印第安士兵艾拉海斯达成了基于“对战争的伤痛”之上的和解。战争的恐惧，对于每一个士兵来说都是深切存在的，没有人会真正地认为自己是英雄，哪怕是最希望于此的传令兵。

而在这样的巨大恐惧阴影笼罩的士兵身形映衬下，企图将他们包装为英雄、达到自己目的的政府，就显得格外地卑劣了。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中，伊斯特伍德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政府的直接批判上。首先是巡游活动上的插旗蛋糕，在医护兵的主观视角中，淋上草莓酱的蛋糕成为了象征士兵在战斗中牺牲的存在，引领着他回到了阴暗的战场回忆之中。

随后，围绕着“插旗”这个行为，伊斯特伍德大做文章-----士兵们插上第一面旗帜，对自己的苦战、牺牲换来的胜利进行城果的彰显，但这面旗帜却被海军部长轻易拿走，成为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纪念品，对战争中士兵个体牺牲的结果与价值的漠视，正是政客对这场战争真正的态度；随后，产生了“两面旗帜”的谎言，照片拍到的只有第二面旗帜，因此政客只安排了第二面旗帜的插旗士兵回国巡演、获得荣耀，而无视了第一面旗帜的参与者，甚至完全不知此事，这里的表达与此前“政客对真正的插旗士兵名单的不关心”构成了相同的所指----不关注真正的士兵付出、只将“插旗”作为政治宣传手段而实现自己目的的政客；同样的表达也再次出现了在了片尾，在海军陆战队的纪念仪式上，并未参加插旗而被失误计入的士兵双亲，由于战后的媒体曝光，而没有再被军方邀请参加仪式-----他的牺牲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中人的身份，士兵的价值不在于为战争做出的贡献，而是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可利用价值。

并且，在电影的开头和中段，伊斯特伍德两次展示了同样的“仪式上插旗表演”段落，让三个主角两次插上旗帜，接受万众欢呼，从而形成了对比-----第一次的电影开头，他们显得如此荣耀，升旗显得无比光辉，但随着电影的进行，当这一幕再次出现，观者已经深刻理解了三人对战争残酷、战友死亡的阴影，政客手中“插旗”的政治意义也呼之欲出，这一幕也就成为了对开头的推翻，借助登上假山时频繁的医护兵闪回，赤裸裸地揭露了政客看待战争的真正思想之下作。

甚至，伊斯特伍德直接否定了“插旗”本身所代表的一切含义。借由士兵之口和剧情进展，我们可以看到，政客们将插旗视为战争的胜利，以此来向国民宣传，达到自己售卖战争国债的目的。但实际上，插旗后才是漫长的战斗，以及巨大的牺牲----其中就包括了插旗的数个参与者。插旗，根本就不意味着任何事情。一切的所谓意义，都只是根据别种动机的后天强行赋予。

政客们只是关注插旗行为对自己的利用价值，而真正关注个体士兵死亡、重视诸多战友价值的，只有真正参与了战争的士兵们。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伊斯特伍德利用三人的际遇，表现出了这一点。传令兵雷尼甘宁，想要利用自己的战争英雄身份获得一份工作，但他在战后的社会中已经失去了热度，在政客与商人眼中也不再具有价值，于是这个“过气英雄”也就只能以清洁工身份了此余生，作为战争参与者的价值意义被全然否定。而印第安士兵艾拉海斯，一度相信自己在战争中的奋斗价值----通过自己与战友的付出，为印第安族裔获得了在主流社会中的认可度，从而能在战后迎来一个更平等的待遇。但是，这只不过是他的幻想-。在战争国债巡游时，他就被酒吧老板拒之门外，并被政客辱骂“该死的印第安人”，哪怕他当时仍然是关注颇高的战争英雄。显然，从头到尾，海斯也没有在哪一时刻真正地成为英雄，真正地拥有英雄该有的尊重----被酒吧驱赶的那一段中，伊斯特伍德将镜头最后摇到了背景中的“向英雄致敬”的字幅上，意味深长。而在战后，海斯也一再地意识到自己的牺牲与付出的廉价----他的英雄光环，不过是换来了游客的合影，和一枚铜板。至于印第安人的平权，自然也是无从谈起。“战争英雄”海斯，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后，下场只是廉价的醉死家中而已。

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后的硫磺岛插旗英雄尚且如此，又何况那些从未出名、没有走上照片的，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政客与社会眼中，是不认可他们的价值与意义的。

能够承认个体士兵价值的，也就只有个体自己了----士兵，与他们的家人。在电影前半部分中，海斯与医护兵就一再努力地试图澄清照片里的士兵身份。而在战后，海斯也走遍了美国，去告诉牺牲战友的父亲，其子在照片上的活跃。成为影片重点的医护兵，其对战友伊基的执念持续终生，并由他本人亲口告诉了伊基母亲，其子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经历。在政客眼中，个体士兵的牺牲完全不重要，但在士兵本人看来，这却重达千金。

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伊斯特伍德在影片结尾揭示了出来。医护兵看着赤裸上身、愉快戏水的战友们，自己也开心地参与其中。此时，战斗还没有走入中盘的焦灼惨烈，一切尚未开始，士兵们还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鲜活与生动。而就在这次戏水之后，所有事情都将发生。而这，是办公室和舞会中的政客们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政客与士兵产生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政客眼中，牺牲只是统计简报中的战损数字，而士兵却可以真切地意识到：那不是单纯的数字，而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这部电影对后世的类似主题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参考意义，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同样运用了类似的战场+本土的穿插结构，而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表现政府出于自身目的而对士兵扭曲本体意志的英雄包装。

显然，在好莱坞的艺术家眼中，美国政府始终在制造着战争，也始终在战争应对中表现着同质化的劣性。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战争的电影中，这样的主题与主题表现形式反复地出现，仿佛是对当代美国政府之传统顽疾的某种隐喻与嘲讽。

但父辈的旗帜缺陷也是较为明显的。在美国人与战争的题材上，它没有《现代启示录》“以战争还原人之本性，映照由人类原始性而生出的古代到当代的战争”这种超越时代的启发性和追究本质，而是限定在战争对士兵的伤害以及借助士兵与政府对战争的态度对比，而引导到对政府的批判上。这是一条美国战争电影习惯性的道路，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天与地》《生于七月四日》，莫不如此。而其又缺失了《全金属外壳》中邪恶上校与越南小女孩的那种两个极端的，艺术表现上的冲击力。反倒是日本方视角的《硫磺岛来信》，人物感情逻辑来得更为扎实，从日方出发的视角有新意，且与美军相同的表现主题也带入了对战争更宏观也更客观的审视反思意味。因此，在当年的奥斯卡中，来信比旗帜获得更多的关注并不奇怪。但无论如何，相比近年来逐步追求客观表达而把电影逐渐拍成了伪纪录片的伊斯特伍德，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有设计，通过设计去传递感情的，更柔和的老牛仔。

父辈的旗帜高高飘扬，但那只是政府人为升起的幻象。在真正的父辈心中，旗帜不存。